历代赋鉴赏辞典 - 上海辞书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历代赋鉴赏辞典
主编:赵逵夫
责任编辑:刘小明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12-01
ISBN:978753265019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撰稿人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英丽 马世年 王 欢 王 琳
王勋成 王淑蕙 王德华 牛思仁
牛海蓉 尹占华 孔燕妮 邓 芳
叶 农 叶幼明 田松青 冉耀斌
冯永军 邢钺莉 伏俊琏 延娟芹
华瑀欣 刘勇刚 刘竞飞 刘燕歌
池万兴 池雪丰 许 结 孙 晶
孙京荣 孙浩宇 孙海洋 孙淑娟
孙福轩 牟 歆 苏瑞隆 苏慧霜
杜 佳 杜志强 李占鹏 李金松
杨 玲 杨晓斌 吴雅楠 何新文
张 兵 张 强 张志峰 张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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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茂林 赵俊波 赵逵夫 胡 真
查紫阳 施仲贞 姜海涛 洪文婷
祝伊湄 贾海生 顾伟列 党万生
钱奕华 徐志啸 郭令原 郭时羽
郭建勋 唐 宸 曹 虹 龚克昌
龚喜平 彭安湘 彭春艳 韩高年
漆子扬 熊良智 霍旭东
责任编辑: 刘小明
助理编辑: 张秋文
出版说明
赋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文体之一。本社在中国诗、词、曲、文鉴赏系列问世之后,推出《历代赋鉴赏辞典》,使诗、词、曲、赋、文合璧,以满足广大读者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需要。
一般来说,赋分为文赋、骚赋、诗体赋、俗赋四类。两千多年中,赋一直在经历发展变化。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些标志性的作家和代表性的作品。本书为读者提供一个赋的选本,并酌情附以注释、注音和翻译。在赏析文章中,适当介绍历代研究者对作品的理解,供读者参考。
本书力图秉承先进的历史观点和科学的方法,从文学艺术欣赏角度,评价历代赋的辉煌成就。在形式上,沿用新一版《中国文学鉴赏大系》的版面、装帧、字体,以期更好地服务大众。不当之处,尚祈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辞书出版社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
凡 例
一、本书选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赋作二百五十七篇。
二、本书正文包括赋、注释、赏析文章三部分。赋一般采用通行版本,有的也参照了其他版本,择善而从。疑难词语以及人名、地名、典故、史实,大多作简要注释,少量随赏析串讲。
三、正文的排列,大体以朝代先后为序,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等部分。同一朝代一般以作家年代先后为序。
四、本书使用简化字,可能引起歧义之处,酌情保留繁体字或异体字。
五、本书涉及古代史部分的历史纪年,一般使用旧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括注内的公元纪年,省略“年”字。
六、每位作家的作品前,均附有其小传,无名氏或有姓名但无考者附作者小传。
七、本书附录有:历代赋论选辑、历代赋书目、篇目笔画索引。
前 言
赵逵夫
诗、词、曲、赋是中国传统纯文学的正宗体裁,而以诗产生最早,接下来即是赋。词、曲是从民间歌曲而来,产生较迟。至于小说戏曲本成熟较迟,且一直被看作农工商贩妇孺低文化或无文化者消遣的东西,在很长历史阶段中不入士人之眼。而一般的散文作品,则往往与应用文难分界线,按照今天的文学观念,难以看作纯文学作品。所以要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状况,不能不读赋。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体裁,它的形成同汉语的特点有很大关系。文学理论家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赋同汉语形态各因素的关系最大。因此要深入而全面地体会汉语的表现力与美的特质,也得读赋。
一、赋的体式与特质
赋究竟包括哪些体式,每种体式如何称说,历来学者们的看法很不一致。元代祝尧的《古赋辨体》选从战国屈原、宋玉、荀况开始至宋代赋作,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共五体。这样虽然强调了赋在各个时代的特色,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赋发展演变的历史,但是忽视了各种体式的存在与贯穿始终的继承现象,似乎主要说明赋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实质上,从文学形式方面说,从古到今的赋作差别首先是不同体式之间在体制、题材倾向与风格上的差异,而各种体式在不同时代的变化毕竟不是很大。其值得注意者,《古赋辨体》这部书中也常用“古体”“俳体”“律体”“文体”来称说赋的不同体式。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列出古赋、律赋两体,古赋中包括楚辞、俳赋在内。明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从祝尧《古赋辨体》中拈出古、俳、律、文四体而提出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体之说,比前二说较为明确而完备。但徐氏将“楚辞”另列,把骚赋排除在赋这个文体之外了。汉以后骚赋作品,该书称作楚辞的“仿作”。骚赋同其他的文赋体制不同,从汉代至清末骚赋的数量很大。把这些赋都归在“古赋”当中是不科学的。但把汉代以后大量的骚赋都看作是对屈宋之作的“仿作”,也是不符合文学史的实际的。
马积高先生《赋史》一书将赋分为文赋、骚赋、诗体赋、俗赋四类。马先生关于赋的分类是正确的。
文赋当中又可以分散体赋、骈赋、律赋这样的三类,甚至散体赋也可分为大赋、小赋两类。马先生曾经把唐宋时代产生的散体赋称作“新文赋”,也与古人把战国汉魏时的散体赋称为“古赋”相辅相成。
有的书把包括骈赋、律赋在内的文赋称作“散体赋”。我们认为,这样的称说不够科学。因为骈赋讲究对偶,有些典型的骈赋为连续的四六句,并不全散。至于唐代产生的律赋,讲究对仗,而且限韵,篇幅段落也有限制,只是句子的变化较律诗排律更为自由。所以“散体赋”的名称不应包括骈赋、律赋,应该只是指徐师曾所说“古赋”中除了诗体赋之外的大部分作品和徐氏所说的“文赋”作品。
以上是我们在赋的体式和概念界定上所持的看法。
另外,很多学者把魏晋以后一些不以赋名篇的作品也看作赋,不少赋的选本当中也选了《大人先生传》《钱神论》《北山移文》之类的作品。但是这些类似赋的作品实质上是骈文,并不是赋。我以为论述导致赋在魏晋以后形制上产生转变的社会风气及赋同其他文体的关系时论及骈文是可以的,但不能将它直接划入赋的范围之中,应该分清骈文和骈赋(俳赋)的界限。
骈文史著作中论及骈赋是难免的,但不宜作为重点论述的范围。古代一些学者对文体范畴的界定不是很清楚,使用概念较为随意可以不论。我们今天应遵循现代科学思想,进行科学划分。有的骈文史论著将骈赋归入骈文,似未为当。
赋的四个体式各有不同的来源。班固《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这是说赋的形成同诗的形式及诗的诵读有关,是歌诗转变为诵诗之后,由赋诵诗的散文化或赋诵文的诗化而来。赋的产生与古代行人的关系很大。春秋之时中原国家有“行人”之官,负责诸侯间的聘问、晓谕、庆贺、哀吊等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言郑国的行人子羽“善为辞令”,并说:“郑国将有诸侯之事,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且使多为辞令。”南方的楚国称行人为“登徒”(或“陞徒”),又分左徒、右徒。屈原就曾任左徒之职。
文赋形成又同战国中期以前给王侯诵说贤人名臣论谏、奏疏、名言之类的矇瞍有关。他们为了诵说的效果,会对要诵说的文字在语言上加以调整加工,这就是文赋的滥觞。
诗体赋直接来于诗,从较近的源头上说,同屈原《橘颂》和荀况《礼》《智》《云》《蚕》《箴》有直接的关系,它继承了《橘颂》和荀况的五首《讔》篇幅短、四言为句、以咏物为题材的特征。屈原的《离骚》是骚赋的典范,也是在古代歌诗由唱向诵读转变以后形成的。
俳优是专门给王侯表演节目以娱悦王侯贵族的人物,他们搜集了民间的故事、寓言变以对话的形式表演,句子整饬便于记忆,也便于诵说,形成了俗赋。
赋的四种体式,其共同的特点是都是用来诵的,所以《汉书·艺文志》引旧说:“不歌而诵谓之赋。”
从赋的发展历史来说,早期阶段是有一些不以赋名而实质上带有赋的特征的文字,像先秦时代楚国莫敖子华的《对楚威王》、屈原的《卜居》《渔父》、宋玉的《对楚王问》、唐勒的《论义御》、庄辛的《说剑》《谏楚怀王》《晏子春秋》和《师旷》佚文中的一些篇章,还有西汉初期枚乘的《七发》等。赋的形成当中,体式未完全定型,故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赋。魏晋以后赋的几种体式基本确定了,我们认为就不宜再将不以赋名的作品划入赋的范围。
《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铺采摛文”是说它的语言特点,说它的外在特征;“体物写志”是说它的题材与内容,“体物”是表现事物的外貌特征,“写志”是抒发感情,表现作者的思想。所以,赋同其他的文学体裁,像小说、散文作品比较起来,更注重语言美的发掘,汉语汉字所有的音乐美、结构美、色彩美的特质,在赋这种文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诗歌是十分讲究语言美的,但赋同诗比起来,有比较自由的地方,给行文中表现作者的思想情绪,体现文章的风格、气势以更多的机会。作者可以随着情感、情节、场面、表现的需要,随时变换韵脚,变换句式,及由韵向散,由散向韵,所以可以更自如地表现出语言的音韵美、节奏美。这就更符合诵的特点。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中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义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当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正是指出了优秀辞赋之作在语言运用方面的特点。陆机《文赋》相对于“诗缘情而绮靡”,指出“赋体物而浏亮”,也是从这方面说的。赋直接影响到人的听觉,所以它讲求排比,要求声音和谐,有比较好的音韵之美,又不像诗歌一样在句式和韵脚上有较多的限制,可以使情感表达与音乐美达到更好的结合。
赋这个文体同汉语的特质有很大关系。汉语是孤立语,古汉语是一音一义,又有四声的变化,所以句子的组合比较自由,这就对追求语言美和表述中的布置美造成了良好的条件。从文人的书面语创作兴盛之后,人们又进而关注挖掘汉字在书写表达上的潜在功能。刘勰说它“铺采摛文”,把组成它的材料用“文”和“采”来表现,把作者的创作手段用“铺”和“摛”(舒展、铺陈)来说明,也就包含了赋追求书写中语言文字形式美的因素。
国外有的学者将赋和西方有关文体加以比较。有的认为赋是史诗。这反映了部分的事实。《荷马史诗》和印度的《罗摩衍那》等史诗中往往有大段对事物、场景的描写。另一个方面,中国的赋当中,有的确实也反映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了社会巨变下从上层到普通百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具有史诗的特征。所以把它们看作“史诗”,也不是毫无道理。
也有学者认为,赋是早期戏剧的一种形态。这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冯沅君先生的《古优解》和《汉赋与古优》中的“汉赋乃是‘优语’的支流,经过天才作家发扬光大的支流”的观点并不是一回事。本文前面所讲矇瞍俳优与文赋的关系,俳优同俗赋的关系倒与冯沅君先生看法相近,但冯沅君先生讲的是汉赋同优语的关系,而不是俗赋与戏剧的关系。这方面提出比较成熟的看法的,有日本汉学家清水茂先生,他的论文《辞赋与戏剧》是在1998年10月南京大学召开的第四次国际辞赋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会议期间我和清水先生一起交谈了很久。清水先生注意到汉赋多问答体。他说:“如果两人分担问的部分和答的部分的话,就做到戏剧的雏形。”他认为东方朔的《答客难》是赋的变种。他说:“可是古优与汉赋有关的资料,大都只有一个优人出现,没有第二个人,东方朔故事中,本人以后有个郭舍人出现,这是罕见的纪录。”因为俳优的职能是给君王和诸侯来表演、消遣、娱乐,侧重表演。从这个方面来说,他们的作品就和戏剧应很接近。清水先生主要指骋辞大赋与类似的文章,所以这个说法也反映了一定的事实。
同戏剧关系最大的是俗赋。实质上,俗赋类的作品在唐代就有被用于表演的纪录。敦煌发现的《茶酒论》从体裁上来说接近于俗赋,全篇用对话体,除角色表演提示语外,皆为四言,语句整齐,押韵,风格诙谐,也用了大部分俗赋所采用的拟人手法。这个作品敦煌佚书中有六个卷子,可见在当时是广泛流传的。尤堪注意的是:有一个卷子每段人物对话的前面依次标了一二三四之类的序号。这说明这个脚本曾用于舞台演出,每段对话前的序号标示了演员问答的顺序。可见俗赋在早期阶段确实是同戏剧有关系的,是戏剧的来源之一。汉代有些大赋也是有三个人物的,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有这三个人物构成一个简单的情节,作者模拟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的口吻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具有戏剧代言体的性质。些大赋也是有三个人物的,如《子虚赋》《上林赋》中的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有这三个人物构成一个简单的情节,作者模拟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的口吻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具有戏剧代言体的性质。
当然,赋既不是史诗,也不是戏剧。传统所说的赋,主要指文赋(包括散体赋、骈赋和律赋)、骚赋和诗体赋。学者们作出上面所说的推断,也只是就文赋中的骋辞大赋来说的。赋作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具有诗的特征,也有一般文的特征。
文赋中的骋辞大赋在魏晋以后虽然少了,但直到明清时代各朝都有,即便是大赋当中最突出的题材“都邑赋”,也差不多每朝都有。我们说赋的衍变,它的体式的变化主要是就它的语言风格而言。在每个时代除占据主流的体式之外,古代所存在过的几种体式也都仍然存在,我们要从当中看到变,也要从当中看到不变的因素。我们把前人所说的古赋和宋代以后的文赋统称为“文赋”,也是这个原因。
前人在谈到赋的体裁的时候,还提出“大赋”和“小赋”的名称。“大赋”和“小赋”都是针对文赋而言,区别主要在篇幅的大小,在题材和风格上,也会显出一些差异。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述客主以首引,极声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一般人认为这是指大赋而言,其实很多小赋也是用这样的结构方法。只是大赋所写场面更大,铺排更多更长,显得更开阔壮大,而小赋则一般所写场面较小,略带空灵之意,给人留有想象的余地。
赋的各种体式都具有诗的特征。骚赋就是由屈原的《离骚》等作品发展而来的。只是从宋玉的《九辩》之后,渐向铺陈的方面转变,抒情之味稍淡,故汉以后骚体之作,学者们都看作赋而不认为是诗。它们从形式上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骚赋在汉以后仍继承着抒情的传统,且以抒发忧怨之情为主。
骚赋典型的句式是不计“兮”字每句六言,“兮”在上句之末,每句之第四字为虚字,有时“兮”字前或“兮”字后会多一两个字。另外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怀沙》式,不计“兮”字,每句四言;一种是《九歌》式,“兮”字在句中。汉代以后骚赋在体制上也产生了一些新变之作,一种是骚体句式与四言、五言诗体赋句式,文赋句式相间出现,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王褒的《洞箫赋》、扬雄的《甘泉赋》等;至清末管同的《吊邹阳赋》,都是如此。一种是全篇用骚体句式,但上句之末不用“兮”,如班婕妤的《捣素赋》等。
诗体赋本由诗发展而来,并继承了屈原《橘颂》和荀况《云》《蚕》《箴》等篇咏物的传统,借咏物以明志。这个传统同样一直延续至明清时代。如杨慎的《蚊赋》、黄省曾的《钱赋》等。
赋有的地方确实和诗很难分别,比方说萧悫的《春赋》:
落花无限数,飞鸟排花度。禁苑至饶风,吹花春满路。岩前片石迥如楼,水里连沙聚作洲。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分流绕小渡,堑水还相注。山头望水云,水底看山树。舞余香尚在,歌尽声犹住。麦垄一惊翚,菱潭两飞鹭。
读起来和诗没有什么区别。同类的还有庾信的一些小赋,如《春赋》,全篇以七言押韵:
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鸟声千种啭,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金谷从来满园树;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
南朝这一类的小赋比较多,不名“诗”而名之曰“赋”,因为虽然全篇抒情的意味很浓,但都同样地体现了一种铺排的特征。诗体赋在南朝除咏物之外,出现了一些借景抒情的作品,完全可以与诗媲美。
二、赋的形成与成为八代之文学与历代名家名作
赋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些突出的标志性的作家和代表性的作品。
先秦时代首先定型并成熟、为后代树立了体式典范的是骚赋,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北宋宋祁说:“《离骚》为词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则赋家可不祖楚辞乎?”
文赋的起源也应很早。今存《国语》中一些辞令已很具后代文赋的特征,“述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如《楚语上》伍举的《论章华之台》,完全合于这个标准。当然,这有可能经过后代讲诵者矇瞍等的修改,以便记忆和增强讲诵效果。但至迟在战国前期已形成目前的样子,可以无疑。《师旷》中的《太子晋》《五指之隐》《天下有五墨墨》等,《晏子春秋》中的《景公饮酒不恤天灾》《景公猎逢蛇虎》《景公有疾》等情形与此相同。屈原的《卜居》《渔父》《大招》《招魂》都是文赋,后二篇是骋辞大赋的滥觞。推进文赋定型并首先以“赋”名篇的是宋玉。而且,他的《高唐赋》《神女赋》这种分之为二、合而为一的结构方式,为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所继承;他的《风赋》《钓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为汉代孔臧的《谏格虎赋》等小赋确定了范式。
诗体赋在先秦时是以屈原的《橘颂》和荀况的几首《!》为滥觞,唯未正式用“赋”名篇。
文赋、骚赋、诗体赋在西汉时代很兴盛。汉代最早的赋作为陆贾的《春赋》,但这篇赋并没有留下来。接下来便数枚乘。很多赋选都选了枚乘的《七发》,被看作汉代骋辞大赋第一篇。致使一些人误以为赋在枚乘之时还在形成中,尚不以“赋”名篇。其实这反映了赋早期阶段的一种错综现象,形式为赋而不以“赋”名篇。但枚乘的《柳赋》《梁王兔园赋》是以“赋”名篇的。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吊屈原亦以自吊,开后来借古人以抒怀之先河。他的《" 鸟赋》似咏物赋,而用拟人化手法,表达了对人生的看法,豁达之中透出伤感之情,深刻而感人。董仲舒是以向汉武帝建议之“独尊儒术”的主张而闻名于史的,不想他也有《士不遇赋》,与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成了西汉盛世中的前后同题之作,让人深思。两篇赋也都是真实思想的流露而不重夸饰,语言无模拟痕迹而顺畅自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为汉代骋辞大赋的代表作,虽结构上有取于宋玉,而无论从内容到布局,再到语言风格,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美人赋》也是学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但描写更细腻生动。当时在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身边也都有些能赋的文士。如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时集诸游士使各为赋,枚乘为《柳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又代韩安国为《几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各家气格稍异,各有所长。汉武帝刘彻为一代雄主,而有《悼李夫人赋》之作。可见当时上自天子,下至一般文人,并以赋写其心。后世称赋为有汉一代之文学不为无因。
西汉末年著名赋家首推扬雄。他的《甘泉赋》写汉成帝赴甘泉宫祭求子的场面,《河东赋》写赴河东祭后土的经历,《羽猎赋》和《长杨赋》以射猎为题材,都是骋辞大赋,然而作者善于变化,无论结构、语言,在模拟之中又有新变,因而也历来为学者所称道。
特别要指出的是:俗赋至西汉末年也已定型,只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于江苏连云港发现了《神乌赋》以前,虽然也有学者在论敦煌发现的俗赋作品时也论及王褒的《僮约》和《责须髯奴辞》,但还不知道西汉之时已有典型的“俗赋”作品。现在可以说,至西汉时代赋的四种体式都已定形成。
汉代与反映强盛的大汉帝国相应产生了一批写宫苑、京都、帝王畋猎,反映国家统一、强大和社会繁荣的骋辞大赋,如司马相如所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骋辞大赋和后来六朝的骈赋、唐代律赋都是文赋中的一类,但它成了后代尤其在分裂战乱情况下企盼、向往的社会图景;而且,那种浩浩荡荡的凌厉的文风,也显示着一股英雄之气。这就使汉赋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汉代人及后代学者批评汉赋“多虚辞滥说”“靡丽之赋,劝百讽一”(司马迁《司马相如列传》)“文丽务巨,言眇而趋深”(王充《论衡·定贤》),主要是从骋辞大赋的表现方式和语言风格说的,我们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精神方面来观察就可以看出它们的特殊意义。尽管历代学者对它们都有所批评,但从古到今的辞赋选本、注本、评本都会选入它们,也反映出这一点。
东汉之时赋风有较明显的转变。这首先是由两汉之间的社会战乱造成。班彪的《北征赋》写北行一以避乱,一以希望有明主用之,能为安宁天下贡献些许之力。全赋就所经历地域与古迹,夹叙夹议,联系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看法,抒发了在乱世中的感怀。崔篆的《慰志赋》是回忆从西汉末至东汉初的政治阅历和感受,“作赋以自悼”(《后汉书》本传),表现的心情是悲伤的。总之,骋辞大赋的创作主流由肆意铺排描写君王的活动和王朝的强盛向反映个人的阅历与情感转变。其后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结构上学习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而体制比司马相如之作更庞大,但描述则向切近真实靠近,反映出两京的面貌与社会习俗等,写出一些极生动的场面。傅毅的《舞赋》、马融的《长笛赋》也都体现出这种转变,写得极生动而传神。
抒情赋的出现始于东汉中叶张衡的《归田赋》。其后赵壹的《穷鸟赋》《刺世疾邪赋》淋漓尽致地抒发个人情感、对当时的社会以至回顾春秋战国以来历史而加以批判,反映思想大胆而深刻。同时蔡邕的《述行赋》题材近于班彪的《北征赋》而思想近于赵壹之作,对历史人物的咏赞中态度鲜明,语言激切,可以看出作者面对现实的忧愤。他的《汉津赋》《青衣赋》《蝉赋》《弹棋赋》篇幅短小、风格各异,也都是历来传诵之作。
汉末赋的名篇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梦赋》《王孙赋》,边让的《章华台赋》和祢衡的《鹦鹉赋》等,无论是描绘宫苑,还是咏物,都别出心裁,明理言志,表现作者自己的感受这一点相当鲜明。所以,东汉赋与西汉赋之间虽有不少共同之点,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汉赋之所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因当时文人诗歌创作风气不盛,赋也确实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状况与不同层次的人的心理状态与生活愿望。
赋在艺术上的成熟提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汉末,由于各方面社会矛盾的尖锐和“独尊儒术”统治思想的动摇,知识阶层思想活跃。建安时代,诗赋作家多集中在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周围,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疾苦、战争惨烈和表现安定天下雄心壮志之作,也较真实地抒发了个人的情感。建安七子中孔融之外,都留下了一些辞赋之作。陈琳的《神武赋》,阮瑀的《纪征赋》,徐幹的《序征赋》写随曹操征讨中的经历,王粲的《登楼赋》《游海赋》,应玚的《慜骥赋》《秋霖赋》,刘桢的《大暑赋》等从个人所经、所见、所想反映了社会的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当时士人思想感情的另一方面,也极为感人。魏初的代表作家是曹丕和曹植。曹植后期之作最为突出,也确实达到扣人心弦的程度。他同曹丕、缪袭、何晏、卞兰都是曹魏时期留下辞赋名篇的人物。
晋朝一则因为改朝换代之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尖锐,文人往往会因诗文罹杀身之祸,二则长久战乱之后毕竟有了一个相对安宁的社会,三则玄学的兴起,故赋的创作题材向山水风光和生活日用方面转移,咏物赋和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个人情怀的作品大量产生。嵇康的《琴赋》、向秀的《思归赋》、成公绥的《天地赋》《啸赋》、张华的《鹪鹩赋》、傅咸的《纸赋》皆属此类,而各以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或以生动的笔触写出人生情感中动人心魄之处。即阮籍的《猕猴赋》《首阳山赋》虽然表现出对在强权下的献媚丑态和忘恩负义、追逐名利的行为加以挞伐,对残害生灵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但仍然是用了比喻以及指东道西的手段。潘岳、陆机是西晋最杰出的赋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抒情之作。潘岳的《秋兴赋》《怀旧赋》《闲居赋》《悼亡赋》,陆机的《叹逝赋》,陆云的《逸民赋》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左思的《白发赋》通篇四言,用拟人的手法,似受了当时民间俗赋的影响,颇可关注。左思的《三都赋》继承汉代都邑赋的传统,描绘了魏蜀吴三都之景致,从地域与文化方面适应了希望全面了解旧三国之地的社会需求,体现出一种统一的思想。木华的《海赋》由大禹治水、疏通九河使之归于海引出海之壮阔能容,表现出同样的思想。束晳的《贫家赋》写赵王伦执政时以疾辞官归里后的衣食贫困等状况,表现了社会危机中甘以贫贱自守的文人的心理状态。陆机的《文赋》则以赋的形式总结此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在很多方面有深入的思考,成为文学理论方面的经典之作。
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灭亡,一部分宗族大臣由黄河流域转到长江下游的建邺(今南京),建立东晋,郭璞的《江赋》很自然地因木华的《海赋》而转为写江,以坚定南北士族中兴晋室的用意。这两赋写江海的壮阔奇伟,瑰丽变幻,又充满遐想,虽是写景,也自然地透露出一种上进的精神与趋向美好的理想。仲长敖的《核性赋》假托当年李斯与韩非向他的老师荀卿请教人性善恶如何。作者借荀卿之口揭示了社会上“少尧多桀,但见商鞅,不闻稷契”,及“周孔徒劳,名教虚设”,特别说到“父子兄弟,殊情异志”等,可见主要是针对当时上层社会为争夺权势寡情忘义的行径而发,在艺术上也有很大的独创性。
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代表了玄学思想在赋中的体现,对此后赋作影响较大。陶渊明是卓越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赋作者。他的《感士不遇赋》有感于董仲舒、司马迁的同题之赋而作,忧愤之情盈篇。他的《闲情赋》通脱而贴近人性,含蓄而富于想象,显示出赋由汉代追求壮大富丽至两晋的精巧而善于刻画细腻心理的转变过程。其他如郭璞的《登百尺楼赋》、孙琼的《悼恨赋》等也都是东晋时优秀赋作。
总体来说,两晋时期赋进一步抒情化和小品化,出现一种“诗化”的倾向,从语言方面说铺采摛文的风格退去,而形成细腻婉转的风格。名家辈出,名篇数不胜数。
南北朝的开始是与东晋末年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的。东晋之末,上层社会玄言之风开始消退,文人也多面对现实。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好文,但崇尚实际,摒弃空谈,臣下多慷慨悲壮之作。谢灵运、鲍照是刘宋朝最杰出的诗人和赋家。谢灵运的《山居赋》描写其庄园的山川,结构上、语言风格上有汉大赋的气象。《归途赋》写辞官回乡途中所见种种美景,富有诗意,而又含蓄曲折地表现出一种极复杂的情绪。他也有一些表现关心政事、表现功名思想之作。《伤己赋》以一百多字的篇幅表现了对知己刘义真的深切哀念。鲍照除《芜城赋》这篇即景感乱的名作之外,也留下《芙蓉赋》《游思赋》《伤逝赋》《园葵赋》《舞鹤赋》《尺蠖赋》《飞蛾赋》等不少抒发寒士不平之气和借以表现壮志难酬、感旧悲凉心境的佳作。颜延之的《赭白马赋》、谢惠连的《雪赋》、谢庄的《月赋》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
沈约是齐梁文坛的领袖,他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对此后诗、赋的创作都有重大影响。他的《愍衰草赋》《丽人赋》《郊居赋》在手法上都有超过前人之处。江淹也是赋史上的名家,他的《别赋》《恨赋》写两种人之常情而道人所未道,古今传诵。他的《哀千里赋》《去故乡赋》等使文赋、骚赋句式相杂,借景抒情,以情驭词,苍劲矫健而又含蓄蕴藉,为赋评家所称道。谢朓的一些小赋构思精工,清丽可喜,时有隽永之句。齐梁其他赋家多以婉丽精细、善于刻画见长。何逊的《穷鸟赋》、吴均的《吴城赋》、裴子野的《卧疾赋》、陆倕的《思田赋》、李元明的《剧鼠赋》、李谐的《述身同》、萧子晖的《冬草赋》、沈炯的《归魂赋》、徐陵的《鸳鸯赋》等并为南朝赋之佳作。
梁朝的简文帝萧纲和元帝萧绎都很喜好文学。萧纲之作以描写风花雪月为多,而其《筝赋》《采莲赋》《梅花赋》描摹细腻,语言明丽可喜。其《悔赋》是侯景之乱以后悔恨主政期间重大失误之作,沉痛之情溢于言表,在其赋作中算是较特别的一篇。萧绎本是宫体文学理论的鼓吹者与实践者,咏物之作也往往带有艳情色彩,这同南朝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统治阶级所处地位有关。
庾信是南北朝赋的集大成者,所作《春赋》《镜赋》代表他前期的创作风格,无非宫廷、园林、美人,构思精巧,善于摹景传情。后期之作《枯树赋》《小园赋》写乡关之思,善于用典,而文思富赡,至为感人。《哀江南赋》则将自己的半生经历与亡国之悲联系起来,哀悼梁朝的覆亡,非仅展现了一幅历史画面,也表现出对历史的反思。庾信之作在风格上、艺术上均堪称南北朝赋的代表。南朝陈叔宝、江总君臣也都是以诗赋而名于世的,前者的《夜亭渡雁赋》,后者的《修心赋》是他们代表作。颜之推的经历较为复杂,他的《观我生赋》同李谐的《述身赋》一样,写个人经历,也写国家与灾难,情感真挚,与庾信的《哀江南赋》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南北朝时代的社会历史,从艺术上来说也是大家手笔,非一般感事小赋可比。
南北朝时代赋的诗化骈化倾向越来越明显,有的诗赋难以分别,同时也形成一种骈体赋(又称俳赋),如谢灵运的《岭表赋》《归途赋》,颜延之的《赭白马赋》,沈约的《丽人赋》《郊居赋》,鲍照《芜城赋》,谢庄的《月赋》及谢朓、庾信等人的赋作等等。这主要体现着语言运用上的一种风气。
前人总以汉赋与唐诗、宋词、元曲并称。清代焦循在其《易余龠录》卷十五有一段话:“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序》中也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者也。”赋的兴盛在汉代,又是汉代各种文体中最繁荣的一种,而且作为赋的主流的文赋中最能体现赋之特征的骋辞大赋在汉代独领风骚,留下了数篇传诵不朽的名作,它们骨气雄健、思路开阔,体现了汉代安天下、通四夷、统一观念,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从这些方面说,汉赋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为一代文学之所胜,是成立的。但从赋的整个发展历史来说,艺术上最成熟而且题材上有很大扩展的时代则是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诗词遮蔽下在“律”与“散”两个极端上的探索与扩展
唐代由于诗的兴盛和影响,掩盖了赋创作的成就。很多学者未能深研,说是“唐无赋”。而明袁宏道《与江进之》中说:
唐赋最明白简易。……然赋体日变,赋心益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
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更说:
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总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之众轨,启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汉,蔚然翔跃,百体争开,曷其盈矣。
这才是合于事实的科学结论。从数量说唐赋的篇数超过隋代以前各代赋作的总数;从体制来说,不仅此前各体式之作都有,而且将赋纳入科举考试之内,又产生了一种在对仗、用韵、结构方面要求更为严整的律赋。从汉语的声韵美、布置美、建筑美的方面说,律赋做了穷尽式的探索。所以王芑孙又说,赋“至唐而百变具兴,无体不备”(《读赋卮言·谋篇》)。同时,不少唐赋将描述、抒情、议论融为一体,诗体、骚体、散体、骈体交错运用,结构上也更多新变,形成一种百花竞艳、蓬蓬勃勃的繁荣景象。
从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方面说,唐代优于此前魏晋以来的任何一个朝代,既打破了门阀制度,主要采取科举考试的办法提拔人才,使很多文人抱着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加之文化政策比较开明,作家能大胆干预时政,反映现实,发表评论。所以从思想内容方面说也产生了一些闪耀着理性光芒的赋作。
唐代帝王时时对赋表现出兴趣,时有献赋或令大臣作赋之事。《旧唐书·文苑传》载,谢偃曾作《尘》《影》二赋,甚工,太宗闻而召见,自制赋序,令其为赋。杨炯、徐彦伯、杜甫等并有向天子献赋之事。
唐代前期的赋基本承袭齐梁的余风,以骈赋为宗,但已有一部分优秀赋作家体现出克服靡丽习气的动向。由隋入唐的王绩今存《游北山赋》一篇,虽然还是齐整的对句,但已不用很多华丽辞藻,以一种清新而自然的文笔描写田园山水的自然景观,表现个人情怀。初唐四杰之作,也体现出这种努力。王勃的《涧底寒松赋》以松自喻,骨气凛然,有鲍照之志气。杨炯的《青苔赋》为十余岁时所作,赞青苔幽处不显、让谦行藏的品格。卢照邻学东汉赵壹的《穷鸟赋》作《穷鱼赋》,对害人者及幸灾乐祸者加以挞伐,行文恣肆酣畅,极其情怀。骆宾王《荡子从军赋》描写边塞战士的生活,在题材上有大胆开拓。均秉豪迈之气,时寄感慨,已与南朝诗家之作不同,实开唐代赋风。徐彦伯《登长城赋》吊秦筑长城,由眼前苍凉景况写起,感发兴起,文贯古今,多警策之句。东方虬《蟾蜍赋》借外形丑陋之蟾蜍表现退避全身、待时而鸣的思想,与《庄子》一书常借一些外貌极丑的人物表现其超人素养的手法相近,只是这里选了动物,更显其新奇。富家谟的《丽色赋》用齐梁赋题,以诗笔写丽人体态举止与精神世界,表现出一种通达放浪的风格。
总之,初唐赋的创作以抒情、咏物为主,大部分作家仍以骈赋为宗,但已开始新变。
开元至大历时期的赋作基本上扫去齐梁繁缛轻靡之风,简练浑成,充实遒劲,形成了大唐赋作的风貌。张说的《江上愁心赋赠赵侍郎》是作者被疏斥岳州时所作,写忧愁而无痕,反复读则有味,意在言外。李邕、张九龄之赋带有骈俪色彩,而气质异于齐梁之作。李邕之赋多借物以抒发不平之气,而务为简约清淡强劲,《石赋》《鹘赋》都是下笔有力,词锋峻利,充满豪气。张九龄的《荔枝赋》也是借咏物以抒怀,与其诗《感遇》十二首之旨趣相同。吕向、刘瑕、杜颜、王昌龄、高适、岑参、乔潭、李华、顾况在赋的创作上皆有名篇传世。
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同时是赋坛高手。李白一些抒情小赋自创格局,熔骚赋、骈赋、古赋(散体)为一炉,如他的诗一样喷荡而出,一情贯穿。《剑阁赋》《悲清秋赋》《惜余春赋》等皆如此。杜甫有几篇大赋很负盛名,而咏物小赋《雕赋》《天狗赋》刻画精细传神,也有所寄托。
总之,盛唐时期名篇甚多,且以气驭文,表现出形式上尤其在语言运用上的创新,显出唐代作家摆脱南朝繁缛轻艳之文风后自由挥洒的时代特征。
中唐抒情赋在题材、抒情范围上有很大扩展,反映的思想也更为丰富复杂。柳宗元是中晚唐时代赋坛最杰出的作家。他的《解崇赋》《惩咎赋》《梦归赋》,可以说是用赋这种文体写成的政论和杂文,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人生的积极态度。此外,韩愈的《复至赋》《闵己赋》《别知赋》,刘禹锡的《谪九年赋》《秋声赋》,李翱的《幽怀赋》,杜牧的《晚晴赋》,司空图的《春愁赋》等,也尽管境遇不同,忧喜异怀,秉性亦异,然而都抒发了一种真诚的感情,扣人心弦。李调元《赋话》言唐赋“雅善言赋”,乃是纵览全部赋史后道出的真理。
中晚唐赋的创作仍以托物写志者为多。如柳宗元的《瓶赋》《牛赋》、李绅的《寒松赋》、舒元舆的《牡丹赋》、皮日休的《桃花赋》等。因其很多事实不能明言,个人怨愤不便直接抒发,故借题发挥。但随着唐朝政治的渐趋腐败,赋作者便也渐露锋芒,虽然仍是指东说西,实际上却已是口诛笔伐。李商隐的《虱赋》《蝎赋》,陆龟蒙的《蚕赋》《后虱赋》,罗隐的《秋虫赋》大体类此,而自出机杼,构思各异。韩愈的《感二鸟赋》是赴京求仕,三上宰相书不见回报,东归河南途中遇地方官吏以二白鸟将献天子,行者避路,故有感而作,以自己的落魄与二鸟之尊荣相比,意蕴深沉。
唐赋中也有些吊古凭今、托古言事之作。刘禹锡《山阳城赋》序言“盖悯汉也”,都是用了唐人借汉言唐的手法。杨敬之的《华山赋》说出天子希望借封禅达到家国稳定与自身平安是徒劳的,故《北梦琐言》卷七论杨敬之作《华山赋》注云:“此乃寄意华山而言世事,实雄才也。”杜牧《上知己文章启》:“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元结的《说楚何荒王赋》等三赋各以“荒”“惑”“惛”之字中一字为中心,指出当政者的荒于游乐、惑于女色声伎、惛而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乔彝的《渥洼马赋》提出“愿以求马之人为求贤之使,待马之意为待贤之心。”晚唐徐寅的《勾践进西施赋》亦属此类。
唐代才形成的律赋限韵,且字也有限定,少有过四百字的。赵璘《因话录》卷三云:“李相国程、王仆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张舍人仲素,为场中词赋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王起的《登天坛山望海日初出赋》《墨池赋》、裴度的《铸剑戟为农具赋》、李程的《蒙泉赋》、张仲素的《反舌无声赋》、白居易的《鸡距笔赋》《赋赋》、白行简的《滤水罗赋》、侯喜的《秋云似罗赋》、元稹的《观兵部马射赋》、贾#的《太阿如秋水赋》、李德裕的《智囊赋》、蒋防的《姮娥奔月赋》、白敏中的《息夫人不言赋》、谢观的《越裳献白雉赋》、宋言的《渔父辞剑赋》、王棨的《玄宗幸西凉府观灯赋》、周鍼的《登吴岳赋》、周繇的《梦舞钟馗赋》、黄滔的《明皇回驾经马嵬赋》《馆娃宫赋》、徐寅的《勾践进西施赋》、陈章的《水轮赋》等皆律赋名篇。如王棨的《玄宗幸西凉观灯》从回忆繁华之中表现了凄凉的情绪,而描写当时盛状如画,令人神往。律赋本是科举所用,必合于当时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但到后来也颇有用于借古喻今,有所寄托,反映了作家自由表达的努力。今存律赋一千六百二十二篇中唐人之作九百五十篇,将近百分之六十。可见唐代律赋创作的风气。
二十世纪初在敦煌佚书中发现了《韩朋赋》《晏子赋》《燕子赋》等有情节、用对话的形式,对话一般为整齐的四言或五言韵语,语言诙谐,有时用拟人手法以飞禽和小动物为人物,名之曰“俗赋”。学者们由此上溯,发现从汉到南北朝都有类似的作品,使赋这个大的文学体裁中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体式。
总之唐代是赋的发展繁荣期。要全面了解唐代文学、全面认识唐代作家,应该认真研读唐代赋作。唐赋超过隋代以前赋作的总和。因为赋用于科举考试,所以差不多一般文人都写过赋。从唐代赋的体式方面说,此前有过的骚赋、诗体赋、俗赋和文赋中的骋辞大赋、骈赋,在唐代都有而且又由骈赋生出严格押韵的律赋,这些体式难说哪一种独领风骚。而中唐以后古文家在反对骈文的旗帜下也写了一些肇自宋玉的文赋,为宋代从“散”的方面的进一步探索开出一条新路。
宋代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政治比较稳定、文化政策比较开明的朝代,思想领域禁忌较少,文人、官吏在现实问题上有较大的思考空间。故宋代的诗、赋、文都偏于议论。
宋代赋创作上的好议论,使骈赋、律赋也逐渐趋于散文化。赋作者意识到要突破唐代藩篱、从而超越唐赋的成就,只有跨南北朝、晋、魏、而借鉴于汉赋。宋太祖是行伍出身,也喜人献赋。夏侯嘉正使巴陵,作《洞庭赋》,人多传诵,宋太祖擢为右正言,直使馆。梁周翰为左右拾遗时曾献《五凤楼赋》,时人传诵不已(《宋史·梁周翰传》)。这篇赋具警示作用,而皇帝竟因此而擢其职。该赋末尾列举夏商以来因建大的宫室而终亡国的事例后说:“岂非福生于渐,欲起于恣?亦如崇饮不已,必至昏醉;嗜色不已,必至乏瘁;迁怒不已,必绝人纪;穷兵不已,必暴人胔……”这是何等的直率!只是作者手腕高超,这些话是借皇帝的嘴说出来的,并让皇帝表示了“良以为愧”的态度。
王禹偁是宋初最杰出的赋作家,善于律赋,也善于古赋(文赋中相对于骈赋、律赋而言)。他的律赋如《尺蠖赋》清新自然,虽在矩度之中,却如随意书写。其文赋如《藉田赋》《三黜赋》等虽也用典,但自然无痕,行文起伏变化,错落有致。徐铉的《新月赋》、朱昂的《广闲情赋》、张咏的《声赋》也都是这一时期的杰出赋作。西昆体的诗人中有的也有留下了较精彩的赋作。如田锡的律赋《雁阵赋》、钱惟演的《春雪赋》、王曾的《矮松赋》等。这些作品或咏物或抒情,有的也从中透露出当时政治斗争的气息。不过当时大部分的赋作还带有明显的唐赋的影响。
宋赋形成自己的特色是在仁宗到神宗这段时期。赋中议论的成分增加,语言上变得平易、顺畅,句式、结构上更自由。从题材方面说,写典礼、歌功颂德的增多了,写民间楼台亭阁和个人斋室花园的多了。这正同北宋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相一致。从体式上说律赋、骈赋仍然是一些学养深厚的作家范仲淹、宋祁、叶青臣等的拿手戏,范仲淹的《金在镕赋》、欧阳修的《藏珠于渊赋》并为律赋,但议论风发,字数、格式上对唐代律赋也有所突破,已将古文的气势注入其中。梅尧臣、欧阳修等的文赋创作更增添了赋坛的风采。此时的文赋行文重于意象,深于析理,叙事简捷传神,描物突出特征,叙述议论转换自然,往往与说理融为一体,不留痕迹。欧阳修的《秋声赋》《黄杨树子赋》就是历代传诵的名篇。骚赋、诗体赋也有佳作问世,而且往往别具新意,有所寄托。骚赋如文同的《石姥赋》、刘攽的《秋怀赋》、沈括的《怀归赋》;诗体赋如司马光的《交趾献奇兽赋》《灵物赋》、王安石的《龙赋》等都各有新义,铸词炼字也颇多警策之句。而梅尧臣的《南有嘉铭赋》《凌霄花赋》《针口鱼赋》,稍后苏轼的《黠鼠赋》则是以诗体与文体的句式相杂,后者并带有叙事的因素,都体现出宋赋以意驭篇、不受旧体式束缚的倾向。
苏轼在赋史上的地位可与欧阳修比肩。他的前后《赤壁赋》《滟滪堆赋》是古今传诵的名篇,不用多说。其他如苏辙的《屈原庙赋》《墨竹赋》,黄庭坚的《东坡居士墨戏赋》《苦笋赋》及秦观的《黄鹤楼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等及叶清臣、王令、蔡确、狄遵度、崔伯易、苏过、张耒、晁补之的一些作品,也都各有特色,称誉当时。
北宋、南宋之间的程俱的《采石赋》、李纲的《南征赋》、李清照的《打马赋》、陈与义的《王延赋》、刘子翚的《溽暑赋》等也都是可堪传诵之作。南宋之初的晁公溯《暑赋》《朝山堂赋》、王十朋的《民事堂赋》《蓬莱阁赋》等,虽摄取各异,而皆以细致的笔墨画出南北宋之交历史与社会的一些片断,读之令人难忘。
南宋在赋的创作上最盛在其中期。以诗人而同时为赋坛高手的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张孝祥等。几种体式各有创新,而以文赋数量最多。由于宋、金之间战争形成的紧张局势与“和”“战”之争,题材上以关心政治或借古讽今者较多。
陆游的《红栀子花赋》所写可能是作者所设想的一个寓言故事:青山访道被一猿猴所欺,借一老道之口说出“人皆可以得道,求诸己而有馀。顾舍是而外慕,宜见欺于猿狙。”设想新奇而寓意深刻。《丰城剑赋》则是借说晋代张华任雷焕为丰城令寻双龙剑之事,说到欲用移宝的办法以弱敌强己、避免国家之灾祸为不可取,指出“九鼎不能保东周之存,则二剑岂能救西晋之颠乎?华开大公,进众贤、徙南风于长门(按:晋惠帝后名南风,荒淫纵肆,干预朝政),投贾谧于羽渊,则身名可以俱泰,家国可以两全。”直指晋而说宋。范成大的《馆娃宫赋》《望海亭赋》同样借历史而论现实。刘过的《独醒赋》大体上学汉代大赋的格局写人生感慨,俱情景交融。杨万里的《浯溪赋》由借唐玄宗的昏庸误国事指责宋钦宗荒淫造成靖康之乱,《海赋》则正面写宋金战争中宋人引以为傲的采石大捷,表现出作家对局势的深切关怀。
理学家中善赋者以朱熹、薛季宣为代表。朱熹的《梅花赋》《感春赋》《白鹿洞赋》便用骚体的形式而又有所变化。其《白鹿洞赋》由白鹿洞书院的废兴谈到教育的宗旨,无论从题材还是从其史料价值及所表达的思想而言,都很有意义。薛季宣的《自释赋》也是骚体赋的名篇。
张孝祥《金沙堆赋》以骚体句式而用文赋的结构方式,李曾伯的《闻雁赋》《避暑赋》用拟骚句式杂以散文句式,都显出通脱求变的特征。宋代赋的散文化同作家力求使作品更接近于现实、表达上进一步同思绪、情感的发展变化合拍这一追求有关,所以在各种体式上都作了一些探索,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色。
金朝赋家最突出的是赵秉文、元好问、李俊民。赵秉文的有些赋模仿学习苏轼,也有些可堪传诵的佳作,如《海青赋》写猛禽海青,与前人所论其作“才甚高,气象甚雄”(《归潜志》引李之纯语)相侔,小赋有些描述则情景如画,议论则简练警策。元好问才雄学赡,为金元之际文坛泰斗。他的赋作虽不多,但艺术力量和反映思想之深刻,为金朝诸家之冠。他的《秋望赋》写蒙古军队南侵、国家危亡之际的焦虑心情与为国搏击的愿望,显得雄心勃发,刚劲有力。《行斋赋》是为朋友新居作记而作,从多方面表现了一种处逆境而崇高节的刚毅精神。在当时大量同题材赋作中均可谓翘楚。李俊民生当金末乱离之际,多感伤乱离之作。他的《醉梨赋》《驯鹿赋》文辞刚劲而情感深沉,反映了当时很多文人的共同心态。
整个唐与宋金时代赋的各体都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唐从“律”和描写表现方面探索与开拓,宋从“散”和议论的方面探索与开拓,可以说,在保持赋的基本特色的情况下,唐宋之时对赋在形式上变化上的可能性作了穷尽性探索,对汉语的表现功能也作了穷尽性探索,都是有意义的。唐代是赋的空前繁荣时期。宋代赋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又向文的方面靠近,显出明显的语体特征,更接近实际语言,也更利于抒发感慨和议论社会人生,也是赋发展中所体现的新的生命力。这些都是不容忽略的。
四、仿唐复古与新的社会环境下的延续
元代是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时期,文人传统文化受到打击,俗文学兴起,赋这种文人雅文学衰微;明清时代,一则统治阶级以与律赋相近的八股文取士,二则实行文化高压政策,清代文人埋头于古诗文、文献,以免触及文网,赋的创作与研究都显得较以前活跃。
元初赋风承袭金朝,多雄健刚烈之作,继又南接南宋风气,有些闲适清淡寄意山水之赋。
代表前一种风格的赋作家有耶律铸、郝经、王恽、刘因等人。耶律铸本辽耶律楚材之子,入元后先任要职,后遭罢免,其赋作表现了一种自足而落寞的风致,在貌似安适的感受中发泄出愤懑与不平。其《独醉园赋》等“独醉”系列的作品突出地表现了这种倾向。郝经曾受业于元好问,他以赋写心,笔势矫健,《怒雨赋》等都表现出雄肆而悲壮之情。王恽赋风格也近于元好问。《吊廉将军墓赋》通过对廉颇的英雄意气、悔过精神的赞扬,以与汉、晋时代一些大臣的“互贪天而为己功”“纵私忿而无忌”比较,隐含了对现实生活的失意与幽愤。刘因作为汉族文人而仕于元,通过赋表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是他不能不顺从元朝王侯的旨意,又不愿使南宋臣民受到杀掠这种思想的表现。其《渡江赋》《苦寒赋》等都表现了这种思想情绪。
代表后一种风格的赋作家突出的有王旭、赵孟$、白珽等人。王旭的《鸣鹤赋》《困骥赋》咏物而自喻,《长生殿赋》悬想李杨爱情景象而用以警世,皆构思奇妙,行文出人意表。赵孟$ 的《吴兴赋》《纨扇赋》《修竹赋》等可看出其熟读汉魏以来辞赋的涵养,既深邃高古又不失情韵。戴表元、刘敏中、袁桷等作家赋作亦一改宋元交替之际的激烈情绪,虽有愤懑,而文较冲淡蕴藉,以文人无力改变现实情况下的重德尚文之心为之;虽乏雄旷之气,也自有其情趣。
元代中后期由于元统治者在社会稳定后恢复科举拉拢和利用士人,又提倡程朱理学中的纲常伦理以禁锢士人的思想,总的来说,元代中后期赋的创作虽盛,而平庸者多。但也总有一些杰出的作家,如虞集、刘铣、马祖常、杨维桢等。虞集在朝任职而受歧视,他的《画枯木赋》《别知赋》都借以表现正直刚强之气,刻画极生动传神。刘铣与虞集一样精治儒学,而身处世变,存赋多篇,有慷慨伤怀之音,而透刚正之气。其《兰亭赋》在重游兰亭之后推想当时王羲之深情而悲后人“付兴亡于不吊”,“乃眷恋于末技”,感慨深沉,而气势雄放。马祖常的《伤己赋》继承屈、宋的抒情之风,表现了愤世嫉俗,不与流俗合污的情怀。元末以骚体抒情赋见长的另一大家是汪克宽,其《惜别辞》有《招隐士》的风味,而生意盎然,处末世而有“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之意。其《天府赋》则通过对古代教化的回顾与自己自小求学修德的述说,对元朝恢复科举制度给知识分子一个出路表示了欣慰之情,显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存续的关心。杨维桢在赋的创作上数量多,而且现实性强,其风格刚健雄奇,在元末可谓一峰突起。他的《些马赋》《承露盘赋》《骂虱赋》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其他如元末吴莱《狙赋》、李祁《黄河赋》、胡助《小赤壁赋》、胡天游《述志赋》等,也都各有特色。
综上所述,元代在赋的创作上同样留下一些佳作名篇,因为诗、散曲、戏曲的一时为盛,将赋的成就遮蔽;加之赋一般篇幅较大,普及性较差,与元代俗文学占据主流的情形相背,故被一般学人所淡忘。
刘基是明代开国功臣之一,而其赋成于元末。他的一些哀吊前贤之作,表现生不逢时的愤懑,其《伐寄生草赋》则表现了对腐朽势力的愤懑。由之也可以知道他何以积极地投入反元的斗争。
稍迟也都有些名家名篇传世。高启的《闻早蛰赋》作于身处被朱元璋军队包围的杭州城时,表现了一种既复杂又超脱的感受,而借早蛰之鸣发出,蓄义深沉。王翰的《闲居赋》亦作于元末,通过因闲田遗址引起对西伯文王德政的神往,表现出关切现实的思想情怀。方孝孺以志节名于世,其赋亦以景物以寄情,文笔传神,读其青年时所作《友筠轩赋》即可知。
明初还有些赋家在“歌功颂德”的台阁体盛行的风气下,也留下一些可堪传世的佳作。如薛瑄的《黄河赋》借黄河之奔流不息说明人当精力充沛地自强不息,开明代说理赋之先河。李时勉的《北京赋》为永乐迁都后产生的一批京都大赋的代表作。稍后李东阳的《见南轩赋》《奎文阁赋》借景抒情,表现出对于陶渊明、孔子这类前代圣贤的仰慕。李东阳的赋正是从这种看似闲适的真情抒发中,冲破台阁体的藩篱,而走向复古中的创新。
明代中期随着统治集团腐朽衰微迹象的明显暴露,社会矛盾的剧烈化,文坛开始打破四平八稳的台阁体的禁锢。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以复古创新为旗帜,赋的创作也显出生气,更贴近社会现实,时有慷慨不平之音。相应的,随着文学上复古思潮的兴起,骚体赋和文赋中的古赋、骈赋两种体式也兴盛起来。
李梦阳为人刚正不阿,因痛斥奸佞而五次入狱。存赋四十余篇,多抨击社会现实之作。其《疑赋》由“下乾上坤,高卑易矣;星辰在下,江河逆矣”等怪异现象,想到历史上很多是非颠倒、正义者悲惨而死,“歼良媚世,光灿门楣”的现象,以造巫咸而叩。在形式上似屈原《卜居》,而句句针对社会现实,感情充沛。《钝赋》《省愆赋》等都一样忧国忧民之情溢于笔端。他还写有大量咏物赋,也是借以抒情言志。何景明有感怀诸葛亮南征功业的《渡泸赋》、送别友人的《别思赋》《后别思赋》,讽刺贪佞之徒的《蹇赋》等,还写有大量咏物赋,都倾注真情,感人至深。王廷相、徐祯卿、顾璘等人的赋作也都能突破明代前期赋坛上因循拘步、铺写升平的风气,而雄笔酣畅地书写现实,一扫赋坛沉闷之气。从整个赋学史的发展来看,七子之作中时见模仿之迹象,但从明代赋的发展来看,可谓焕然一新。事实上,从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前七子也只有借古人之力,才可以打破从明初形成严密文网后一百多年的禁锢。
前后“七子”之外的一些作家尽管主张各异、风格不同,也留下了一些值得一读的作品。黄省曾的《射病赋》、王廷陈的《左赋》、汤显祖的《感宦籍赋》、杨慎的《蚊赋》《后蚊赋》《戎旅赋》、骆文盛的《怜寒蝇赋》或幽默诙谐地讽刺,或尖锐有力地揭露,均可看出作者的思想与人格。它们从另外一个方面开拓了赋创作的思想视域。汤、杨的一些抒情赋也是文情并茂,有感人之力。如汤显祖的《哀黄生赋》及《西音赋》,因愤世嫉俗而以英雄自占的朋友落得穷愁潦倒、落魄西归,其作真情贯注,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堪称佳作。
另外一些作者以抒情之作见长。如理学大师王守仁的《吊屈平赋》,游李白故居所写的《太白楼赋》,都写得情景凄凉而寄意深淳,读之使人荡气回肠。杨循吉的《折扇赋》,唐寅的《娇女赋》《惜梅赋》,薛蕙的《孤雁赋》,黄尊素的《壮怀赋》等,也都各见其文笔之妙,各有其构思之巧。
当时还有些以表现自我情绪为主的赋作,如薛蕙的《孤雁赋》,徐献忠的《布赋》,徐渭的《梅桂双清赋》等,都清新可喜,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这类作者的作品中,有些是属于自娱性的。这些与上面所论几类共同形成了明后期的赋坛风貌。
嘉靖年间兴起的“后七子”中,王世贞在辞赋理论和创作上都有创获,其《艺苑卮言》前三卷论赋的文字对后来的赋学论著产生了较大影响。他的《登钓台赋》写严子陵钓台的景致其美如诗,而语言比诗灵动传神,因而更能引动人的遐想。在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比较评论中,反映出社会的复杂性,而对一些借隐居以钓名求官的假隐士以嘲讽。宗臣也有一篇《钓台赋》,则是通过对严光的明智选择及历史上兔死狗烹之类事实的回顾,说明自己面对现实的无奈。两赋所感不同,而都语言生动传神,富于变化,就赋而言,其灵动发挥至极致。而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的与上面所说各类作家的情形一样,反映出一种整体性的动向,这应同明后期开始的对传统理学进行抨击的思潮有关。
历代文人都一样,对当政者的一些胡作非为尽力予以揭露、抨击、讽刺,而及至到了大厦将倾之时,大部分文人仍然会忠于朝廷,而对朝廷之政治腐败感受深切者及个别投机者会转向新起的方面;但当汉族之外少数民族趁虚而入之时,则绝大多数人又会回过头来抵御外族。明末情形与南宋末年的情形相似。相应地赋的创作上也以表现爱国情怀、英雄壮志为主,产生了一批极优秀的作品。
吴应箕的《雪竹赋》运用象征、比喻、拟人的手法,刻画了一个忍辱负重而刚强不屈的形象,赞颂一种临危不惧的气节。其《悯乱赋》作于明亡之前四五年间,对明王朝总的局势及各方面威胁都有极深广的揭露,为大厦将倾之际的艺术写照。黄淳耀的《顽山赋》通过写一小山的四时变化来表现其卓立不群的特点,又以之与本地名山庐山相比较,以展示其独立不倚的品格,歌颂了明志士坚强不屈的精神,作品气象峥嵘,充满正气。
大体说来,明代赋作在初期和后期留下很多值得吟诵体味之作多,每个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张与文风,在风格上也并非齐整地转变,只是各体各派相互消长之机不同而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亡之年只有十四岁(虚岁)的夏完淳,翌年即从父夏允彝起兵抗清,此后所作诗赋,表现抗清复国的情怀,纵览古今,而慷慨悲壮,读之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其就义之时年仅十七岁,留下赋作二十二篇。其《大哀赋》篇幅宏大,回顾了明代建国时的雄伟气势,及以后走向腐败以至后妃乱政,宦官亲信擅权,能臣惨遭杀害等令人悲愤之事,直至南明小朝廷的淫靡困顿、醉生梦死。然而仍表现出立志复兴的高风亮节。作品展现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可谓一代史诗。他的《端午赋》将国破之前端阳节的承平景象与国破之后端阳节的河山黯淡相比,表现出“兴怀抱石之负,未遂投江之孝”的情怀(其父已因兵败自沉)。因屈原是这一天跳汨罗江而死的,作者实借此表现了以死报国的情怀。虽然明朝的灭亡无可挽回,但这些作品是不朽的。
清初一些遗民的赋在题材、思想情绪、风格方面与仕于清廷的文人之作有所不同,但就作者来说,除个别卖友求荣、比主子更严酷地对待前朝遗民的无耻文人外,他们之间并非壁垒森严,而是有所交流的。这自然因为对明朝颓败的无可挽救,他们有过共同的感受,也与清初就开始实施的对文人的拉拢手段有关。总之从清代初年开始,赋就显示出了兴盛的景象。
黄宗羲的《避地赋》叙说了他抗清遭捕、辗转隐避的过程。其中写山野中的遭遇,极为感人。言“二十年中,无年不避,避不一地,念迁播之未定兮,老冉冉其已至。于是返故居,揵六枳,蓬蒿满,琴书肆,苟歌哭之有当兮,岂怨风雨之不蔽?”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并具。他的《雁来红赋》《海市赋》等也都是以高超的文笔,表现深刻的思想,手法灵动变化。如后一篇用了对话的形式,而行文自然,不失传统赋的风味。他的赋中透出一种英爽之气,在清赋中首屈一指。傅山的《燕巢琴赋》,借其友梁檀家壁上有琴,而燕子在琴尾筑了巢之事为题。作者将高雅之琴、脱俗之燕和高风亮节结合起来,表现了一种洁身自好的品德,风格清丽洒脱,同上面所说黄宗羲之赋一样,都是被传诵的佳作。
王夫之与黄宗羲都是卓越的思想家,是当时遗民的代表,也是清初赋家的代表,今存赋皆为感世之作。其《祓禊赋》作于吴三桂叛清之时。作者对卖国求荣的“不祥之人”不抱幻想,而自己反清复国之心未泯。赋中透露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其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表现得婉曲动人。他的《霜赋》《蚁斗赋》《惜余鬒赋》等皆借小题目而反映当时社会思想方面的大问题,构思行文往往出人意表。如后一篇是代他的学生所作,借惜头发而发议论,也正合于王夫之论赋所说“意从象触,象与心迁,出内檠括之中,含心千古”(《山中楚辞注》)的理论。
与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并称为“海内四大布衣”的朱鹤龄的《枯橘赋》,联系屈原《橘颂》中“独立不迁”和“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思想,表现出异代之际的悲凉情怀,对一些缺德降臣与无耻文人以辛辣地嘲讽。
此外,徐枋、李邺嗣、傅山、归庄及后因抗清失败后寓居日本的朱之瑜(舜水)等,也都留下了一些可堪传诵的赋作,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皆以气驭文,情感动人。尤侗虽仕于清,而精彩赋作亦为早期反映明清之际社会现实之作。其《反恨赋》借江淹《恨赋》别举人物,凭空另出意境,以奇谲称。
清代前期赋的创作逐渐形成清赋的风貌常态,显出再次兴盛的势头。
清代统治者继承明代八股取士的制度,大力提倡宋代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借被封建统治阶级所扭曲的传统文化的惯性,将绝大部分汉族文人牵笼至其统治下,形成新的习惯心态;另一方面,对不满清朝统治、表现了仇恨或反对心理的文人,加以残酷镇压。同时启动《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体现了当政者上面两方面的精神。随着清朝统治地位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赋的创作逐渐转向粉饰社会、歌功颂德、炫耀知识、描写山水风光的方面,即使表现对社会上某些现象的不满或抒发个人幽隐之情的,也都采取极含蓄委婉的手法。总体上康熙以后赋作在艺术上下功夫为多,而借以反映现实、表现思想的功能大为减少。
施闰章是顺治、康熙时文坛的一面旗帜。他的赋从思想内容说温柔敦厚,有新朝君子之气度,风格上显得从容而含蓄有味。当时的文坛另一大家魏禧称其文“意朴气静,初读之若未尝有惊动于人,细寻绎之,则意味深长,详复而不厌”(《学余堂文集序》)。其赋亦如此。其《粤江赋》写因公事赴粤所见山水人情,写及当地各类下层人物的悲苦和少数民族的风情,借此泛写及“幽囚”“嫠妇”,对南明难民等寄托了同情之心。其意深沉、颇为感人。同时的诗赋名家汪琬有《丑女赋》,表现“美女者恶女之仇”,也是佳作。
陈维崧以词为文坛所推重,赋作中也有些警策动人的篇章。其《铜雀瓦赋》,委婉抒发其家园身世之感,布局巧而紧凑,语句简而有味。其《看弈轩赋》借轩而写人。世事如棋局。故“爰葺斯轩,聊云看弈”。自有言外之意。此外,朱彝尊的《湘湖赋》、吴兆骞的《秋雪赋》也都是历来传诵的名篇。
清代中叶赋家有因小说而在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的蒲松龄,有以讲求义法,创“桐城派”散文的方苞,有以标举“性灵”、提倡张扬个性的诗文大家袁枚,有以博学慎问、以精研文史名世的洪亮吉、张惠言、胡敬、张澍等,他们均有些脍炙人口的赋作。蒲松龄一生以教书为营生,其《绰然堂会食赋》以生动而诙谐的笔墨写了在坐馆之家一日两次一起吃饭的情形。其中写一塾师,与六个年龄不等的学童一起抢食,所见菜中的肉是“去肉留皮”“又毛卷而革破”,把当时塾师生活的寒怆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之可以看到作者带泪的苦笑。其《屋漏赋》表现了相近的主题。他的赋皆构思精巧,文辞灵动,虽有铺排,而读之毫无板滞之感。方苞的《七夕赋》在历代数十篇以七夕为题材的赋中是上乘之作。写牛郎织女之相会中云:“逝将渡兮水中央,若已需兮云之际。”似已悟及《诗经·秦风·蒹葭》与上古牛女传说之关系。作者博学,无意及之的可能也有。袁枚的《秋兰赋》完全不同于此前一些咏物赋以铺排为能事,将兰花拟人化,由其香而及于其声、形、神、色。是写兰还是写己,浑然莫辨读者自可品味。其《笑赋》则列出七种可笑之人,如画家之笔,使所画者穷形尽相。这些作品都显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手腕。洪亮吉《过旧居赋》表现感旧情怀与对母亲的怀念,至为感人。管同的《吊邹阳赋》是咏史之作,通过对邹阳遭遇的回顾,借题发挥,表现了对当政者“好谀而恶直”,在下者“就世主以求荣”风气的厌恶,激情喷涌而出,有一吐为快之感。张惠言的《游黄山赋》《黄山赋》都体现骋辞大赋气势宏大、纵横开阖的特色。前者以“游”为线索,由眼见至于所感、所想,后者则是选取最具代表性的景致,画出一幅黄山巨画,两篇各有特色而并不重复,俱为清代大赋中游览写景的成功之作。其《望江南花赋》看似咏物,实为抒情,借望江南花而表现了作者不媚俗、不傲世的思想风格。张澍是赋坛较少见的西北作家,所作《天山赋》以西北名山为题材,大气磅礴,风格雄健;回顾历史,写了数千年中在天山周围所演出之一幕幕场面壮阔的历史戏剧。作者如无渊博之学识不能成此巨制,如无不凡的文笔不能成此华章。这篇赋与纪筠的《乌鲁木齐赋》、英和的《卜魁城赋》、和宁的《西藏赋》、徐松的《新疆赋》合成反映我国西部地理、文化与历史风貌的画卷。
可以看出,清早期与中叶之作,多是在统治阶级严酷法禁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题材、选择手法,措辞造句方面充分表现出文学上的才华,而在内容与思想上有所局限。可以看出,还有些作者为了表达想要表达的思想费尽了心机。可以说,历史上有过的多种体式、各种风格、各种探索在清代都出现了,而且又有新的变化与探索。
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惊醒了一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中国在与东西方侵略者交锋中的次次溃败,也使一些作家有了因国家大事抒发情感的机会。如金应麟的《哀江南赋》,描写鸦片战争中英军入侵镇江,镇江人民放火焚烧英军船只,英国侵略者洗劫镇江、残杀人民、奸淫妇女等罪行,也写了官吏们仓皇逃窜的丑态及用金玉子女求媚的卖国行径,读之令人愤慨。林昌彝的《碧海掣鲸鱼赋》,以比喻象征的手法,表现出反击海上侵略者的愿望,笔势纵横,情感强烈,有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章炳麟的《哀山东赋》写日俄侵略者抢夺我国山东之地,义愤填膺,发而为赋,亦属此类。龚自珍的《哀忍之华赋》以花喻人,借物以写志,控诉当时的邪恶力量,表现出对理想生存环境的企慕,立意奇幻,而富于情韵,是当时很多进步知识分子思想的写照。
整个清代律赋数量很大、作者众多。黄遵宪的《小时不识月赋》是其二十岁应院试所作,奇思妙想,又浑然天成,看不出雕凿的痕迹,为律赋中佳作。
总体上来说,清赋是大量有才华的赋作家在统治王朝画定的思想范围中充分发挥创作才能的成果,题材的种类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艺术上作了穷尽性的探索而总体上缺乏大的创新,因而未形成清代赋的特色。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体,汉代以来大部分的文人也都能作赋。它比诗更自由,语句更灵活,因而能较细致地表现作者所见所闻所感,能更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与作者的思想。它同小说不同的是:除部分作品出于特殊需要用夸张、象征手法外,一般说来是写实的,更接近于记叙、抒情之文而又具有诗的特点。
两千多年中,骚赋、文赋、诗体赋都在变化之中。纵观赋的变化史,这种变化既同当时的社会和整个文坛的风气有关,也和赋本身发展的历史有关。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在前人在某些方面的探索走到头之后,后人从另一个方面进行新的探索;这时候它张扬前人中的哪些主张,也往往与当时的探索目标、发展方向有关。我们从这种探索中也看出了文学家对汉语各方面表现功能的挖掘、运用与彰显。从西汉时就有的俗赋,成了后来戏剧发展的基础之一,所以在戏剧成熟之后,俗赋在民间也消失了。
在赋史研究中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但这必须从读作品开始。我们在欣赏历代赋作家留下的一些名篇时,也就达到了同古人的心灵的沟通,也更具体了解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
这是第一篇先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