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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中华梦」钱穆
虽然「中国梦」从来不曾存在,「中华梦」倒是「美国梦」真实存在的对照。「美国梦」的意思是草根都有奋斗成功的机会,因此有粗野之民无猥琐之民。美国梦的主角应该离家出走,比其他人更擅长征服外面的世界。中华梦的主角恰好相反,应该比其他人更擅长自我剥削。(其中当然包括剥削妻子和小孩,不过后者严格说来不能算独立的人。)战争时期,他比大多数邻居更擅长对官府和流寇磕头。和平时期,他比大多数邻居更擅长降低家庭消费标准。他如果读书,就会比大多数同学更擅长虐待自己。他对外人软弱,对家人苛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开拓型社会的成功者需要的各种品质,在内卷化社会当中只会增加灭亡的概率。
钱穆(1895-1990)是这种励志模式的精品,天生具备苦情戏主角的气质。如果莫罗佐夫(俄国富商,布尔什维克的赞助者)家族适合代表无产阶级,钱穆就同样适合代表剥削阶级。他如果秉持「阶级地位决定教育投资」或「生活质量优先」的原则,大概早就放弃了。他的成绩一开始就是自虐的产物,永远摆脱不了「苦寒」的阶级烙印。内卷化社会淘汰了勇气和想象力,扩散了忍受长期重复枯燥劳动的非凡忍耐力。《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在学术界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越南水稻农民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当中的地位。技术简单,心思细密,毅力超强,时间廉价。这种人在低级职位上如鱼得水,会迅速上升到工头的地位,一旦越过时间价格海拔线,就会无所适从。新莽时代的谶讳之学,原本是诸夏时代百家争鸣的余波。宪法斗争退化为小册子宣传战,反映了多国体系和阶级结构的退化和灭亡,但其中还残余一点点贵族时代的遗痕,犹如肥皂泡里面总有一滴水。学术无产者完全丧失了宪法理解力,把自己定位为校勘辨伪的书记员。
考订揭穿神话制造者的谎言,其实只是新旧神话交替期特有的现象。死老虎需要鞭尸示众,天真的学究往往就把自己当成了打虎将武松。①康有为的今文学当然是在发明历史,然而辉格党人的英格兰古老自由神话又何尝不是发明。康有为不是因为发明历史而失败,而是因为失败,本来可能附体成真的历史,最终流产为孤魂野鬼的神话。戴季陶的神话②占据了康有为神话觊觎的生态位,并不比后者更经得住钱穆式的考订。立国神话的斗争,目的是要重新选择命运。马基雅维利认为,统治者的德性和日常生活的道德完全不是一回事。神话的真实和考据的真实,差距并不会更小。神话家本来就不在乎真实不真实,素人又根本判断不了真实不真实。只有极少数陈寅恪式人物才能看清钱穆的精密,表示由衷的佩服。钱穆自己并不以考据专家自居,但他的见解没有偏离宋明义理的主流太远,因此辨识度没有高到足以引起重视的程度。
1、《师友杂忆·九、北平燕京大学》:「余撰《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去燕大,知故都各大学本都开设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诸课,都主康南海今文家言。余文出,各校经学课遂多在秋后停开。」
2、戴季陶:「中国民族是以一个同文化的民族做基础,中国人民说是有四万万,这四万万当中,是一个中国的民族,因为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看来,中国是一个主要民族在同一文化当中建设起来的。」
无论如何,钱穆的声誉就此奠定。顾颉刚向胡适推荐钱穆的时候说:「闻孟真(傅斯年)有意请钱宾四先生入北大,想出先生吹嘘。我也问过宾四,他也愿意。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能教之功课他也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以我有流弊而他无流弊也。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然而仿佛天意如此,两人早先接触时就出现了尴尬的场面。钱穆脱口而出,询问《史记·六国年表》。胡适这是已经是社会闻人,不可能将大部分时间用在读书上面,无法回答过于生僻的问题,很快就以微不足道的借口逃之夭夭了。①胡适似乎没有记恨钱穆,还说涉及先秦诸子的问题,与其问他自己,还不如去问钱穆。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的时候,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长。前者是孤立的个人,后者有强大的关系网。胡适的为人如果真像后来的红色学者一样,钱穆早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1、《师友杂忆·八、苏州省立中学》:「一日,苏州女子师范请胡适之来演讲。翌晨,转来苏中演讲……适之与余本不相识……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毕,典存留宴,余亦陪席。适之午后即欲返沪,典存告以太匆匆,何不再留一宵。适之谓忘带刮胡子刀,今晨已不耐,不可再留。」
钱穆具有「苦寒」学者的两大主要特征,迟钝和怯懦。「苦寒」一词的语境如果移到网络时代,大概跟「屌丝」相去不远。书面知识具有较强的平等性,经验知识具有较大的排他性。乡下孩子收集冷僻书籍,比较容易;结交京华名流,比较困难。举止得体意味着高度的环境协调性,直截了当说就是要从小习惯良好的社交圈。钱穆的迟钝与其是性格问题,不如说是阶级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青春期习惯的阶级问题。同时,「苦寒」还具备「屌丝」不一定具备的内卷性。他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应该让着大人物,否则就是有所亏欠,几十年以后仍然念念不忘,仿佛《小公务员之死》的东方版。「余与适之初次识面,正式与余语者仅此。自念余固失礼,初次见面不当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然积疑积闷已久,骤见一天下名学人,不禁出口。亦书生不习世故者所可有。适之是否为戒不与余语。」
他后来见蒋介石的时候,同样诚惶诚恐,因为误坐了蒋介石的座位,心里好生过意不去。①胡适不喜欢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蒋介石则比较喜欢,但钱穆的反应不是基于党派站队,而是基于阶级站队。他的本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斗争,也不是英国托利党人的阶级契约,而是典型的臣妾之道,贤妻孝子自我牺牲的本能。基督教有「活出基督」的说法,意思是要将基督的精神内化到自己的行为当中;根据同样的标准,钱穆显然就是「活出宋明义理」的典范了。虽然「宋型社会」正在以加速度溃败,但陈寅恪所谓的这种文化「所化之人」(《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凡一种文化,值其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至少在绝对数量上,仍然相当庞大。这种人如果没有像钱穆一样及时细软跑,肯定就在五十年代前五年自取灭亡了。这种人和TG的关系,差不多就是笑话里面的「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他们苦心修养的优秀品质,主要用途就是自掘坟墓。五十年代后期的所谓受害者,其实多半是五十年代前期的帮凶,他们力图在舆论场为自己营造的地位,其实本来应该属于钱穆那些没有跑路的同类。TG之所以容忍他们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给真正受害者钉上最后一颗棺材钉。凶手如果不能通过历史彻底杀死受害者,凶手对受害者的谋杀就会变成凶手和受害者的婚姻。这种状态比赤膊上阵的武斗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消耗性,尤其是在双方还要间断性地假装恩爱夫妻的情况下。
1、《屡蒙总统召见之回忆》:「总统命我同餐。过至别室,餐桌旁备两座,一座背对室门进口,一座在右侧,我见坐椅不同,即趋向右侧之座,乃总统坚命我坐背向室门之一座。我坚不敢移步,总统屡命不辍。旁侍者告我,委员长之意,不可坚辞。余遂换至背对室门之座。侍者见我移步,即将桌上预放碗筷互异,我乃确知此座乃预定为总统座位,心滋不安,但已无可奈何。」
钱穆出山的时代,知识界的歧视链已经大致形成。洋学历的有无,直接关系到学究的物质待遇和心理慰籍。钱穆不仅没有洋学历,甚至连土学历都没有。胡适说土鳖容易有极权倾向,当然并不准确。苦寒学者容易小气苛刻,跟极权的夸张炫耀相去甚远。胡适又说土鳖容易反对自由主义,跟他们缺乏对西方的直接感知很有关系。这话即使不适用于别人,至少适用于钱穆。钱穆非常了解他赞赏的东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证明;并不了解他反对的东西,《国史大纲》序言就是证明。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对东亚社会的看法根本不是什么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自然感受。东亚对他们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落,对钱穆却是生活和思想的全部。他们看到钱穆这种驴唇不对马嘴的批评,怜悯的感情恐怕会多于恼怒,多半会强化原先就有的偏见:钱穆这种人毕竟还是没有见过世面,读万卷书虽然很好很强大,毕竟没有行万里路重要。从外部的大环境看,胡适和泛自由派圈子觉得蒋介石政府不断压迫他们。从教育界的小环境看,钱穆和其他土鳖都觉得主流自由派不断压迫他们。钱穆在北平,听说蒙文通去职,大有兔死狐悲之感,甚至扬言要上街摆书摊。①北平陷落前夜的学者抢救计划没有包括钱穆,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当时知识界的生态和钱穆本人的阶级地位。钱穆逃亡香港,维持新亚书院,都要依靠自己,同样说明他在当时还不是重要人物。
1、《师友杂忆·十、北京大学》:「适之告余,秋后文通将不续聘。……余曰,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在三年内,当物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两人终不欢而散。……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在此。尝告友人,一旦学校解聘,余亦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
钱穆升至士林领袖的阶级,实际上还是六十年代以后的事情。冷战的二十年间,社会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人在二战时期积极支持左派文艺圈,在冷战开始以后渐渐转向支持儒家保守派。蒋介石痛悔不该过分迁就党内自由派和知识界自由派的纸上谈兵,在敏感的机会窗口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开始注意原先不屑一顾的钱穆。泛自由派的学者在冷战边界两侧同时遭到整肃,在美国又没有适当的听众,犹如花枝剪断插入瓶中,无法改变日渐凋萎的命运。与此同时,钱穆在新亚的耕耘开始结出果实。他的弟子渐渐成才,获得了比自己年轻时代更有利的地位。妃嫔的地位来自王子的追认,老师的地位来自学生的追认。从势利的角度讲,门生满天下的老师才有利用价值。蒋政府为了对抗Mao的文化Ge命,格外强调中华文化正统性。钱穆对他们而言,乃是非常合适的品牌。1967年,蒋介石为钱穆筑素书楼。1968年,钱穆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华人多为人情左右,喜欢到处奉送廉价的恭维,为晚年的要人掩饰早年的寒微,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钱穆形象,大部分在他晚年层累造成。当然,这绝不意味着钱穆是鲁迅那种心机深刻、精明强干的经纪人。他没有妻子和学生的照料,连正常的生活能力都没有。他暮年对虚名的需要,低于追随者消费导师虚名的需要。他在最后的岁月中,基本放弃了学术,致力于思想和文化,但世界没有走向他期望的方向。素书楼事件①或许缩短了他的残年,但也保护他免遭更大的失望。
1、80年代末,时任立法委员陈水扁等人说钱穆住在素书楼「既无租约,又不付租」,是「非法占用公产」,要求收回。1990年6月1日,钱穆迁离素书楼。8月20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