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广西红军奉调江西集中
一九三零年正是中共执行立三路线的时期,他要集中红军力量进攻武汉,派邓小平来广西苏区,传达命令,但因沿途要经过国民党的统治区,中共中央于六月底发出的指示,直至九月中旬才由邓小平送到给我们。其内容大约如下:(一)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内战频仍,已走向崩溃的道路!
革命斗争形势,由于江西苏区、洪湖苏区、鄂豫皖苏区的发展,与各地红军的壮大;国民党统治区内与苏区工农斗争的积极化,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本党号召全国红军一切革命力量集中起来,向武汉进军,建立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政权,进而推翻国民党整个政权,以完成全国革命的胜利。
(二)各地红军立即由分散游击,转为集中作战,由游击战、运动战,转为打硬仗攻城战。
(二)江西苏区红军,为现阶段革命战争之主力,广西的红七军、红八军主力,应即调江西苏区集中,以执行新的战争任务。
(四)红七军、红八军,在东调行军途中,应选择敌军弱点攻打城市,以策动群众斗争,促成国民党政权之早日崩溃。
(五)红七军、红八军东调时,应留置一部继续保守与发展左右两江苏维埃运动。
这个指示迟到了三个月,红八军已全部瓦解,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了。仅剩下红七军的一个军,支持着广西苏区的斗争任务。我们接到指示后,经过了三天的会议;首先是讨论关于红七军应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赴江西集中的问题?当时我和李明瑞的主张,是向贵州发展,把贵州全省的政权夺取过来,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理由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腐败无能,军事实力薄弱,加上民众对王的不满;我们若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先占领罗斛、紫云、安顺各县,与右江苏区连成一片,造成黔桂边区的广大苏区根据地,然后再攻贵阳,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若由右江调到江西集中,经过长途行军作战,难免不受损失。且七军主力如离开右江,则右江苏区会有不保之虞,损失更大。可是邓小平、陈豪人等,坚持执行中央命令,以迅速开往江西集中,攻打大城市,争取全国革命胜利。认为对于右江苏区,可留一个师的兵力,连合现有赤卫队,共有万余人,尽足保卫这一苏区。对于夺取贵州一省的政权,虽然是安全的发展;但政治影响不大,对于配合全国革命的作用也很小。他们以这些理由,否决了我们的建议。他们认为廿一师韦拔群部,以前本是广西的游击部队;对桂北地形熟悉,极适合留在右江,以东兰、凤山为基地,继续领导革命斗争;总指挥部应率红七军(缺廿一师)取道湘粤桂边区,前往江西苏区集中。经过了三天的会议热烈争辩,当时韦拔群、李朴都站在我们的一边,但结果还是遵照中央的指示执行。
红七军主力既决定遵照中央指示东调,关于右江工作的布置及广西工作总结,邓小平要我起草了一个报告,经过讨论,内容大略如下:
(一)关于右江苏区的工作部署的决定:(l)廿一师为右江革命斗争的军事主力。仍以李朴为廿一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协同韦拔群师长指挥该师及右江地方团体部队,保卫并发展广西苏区的工作。
(2)党务方面,组织右江特别委员会。以雷经天为书记,韦拔群、李朴等为委员,领导右江各县党的工作。
(3)右江苏维埃运动,仍由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及各委员,负责领导。
(4)红军廿一师,受右江特委会指挥。
这个执行中共中央命令的计划决定后,便积极准备出发。
那时季节已是秋末,天气即将寒冷;因红七军近数月来,攻古州(榕江)、攻百色、伏击滇军,没有时间筹购冬服;百色又未攻下,使我们感到困扰和烦恼,只好在行军的沿途中寻求办法(二)广西的斗争总结:
中共与俞作柏合作的第一阶段,广西的工作是由我领导的。
后来才由广西行动委员会领导,迨至广西政变,我们退守左右两江,贺昌、邓小平均返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情况,党务转由陈豪人负责领导,我则专负策划创建广西红军的责任。对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意见,陈豪人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中央发动激烈的阶段斗争的指示去做,而采取了温和的土地改革政策。因为广西右江苏区,有异乎其他苏区的特点:
1、在红军占领区内,除百色、东兰、凤山、奉议、田东、果德各县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外,其他如天峨、凌云、天保各县,均是贫瘠的县份,文化落后,人民守旧;为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形,并没有成立苏维埃政府。仍用县长制,一切政令不受影响,仍能顺利的进行。
2、在广西苏区内,没有残酷的农村阶段斗争,也没有普遍的实行分田。很多地区仅实行减租运动;即照地主雇农原议之租额,减少百份之五十缴纳,凡有自行耕种能力者不论地主或富农,均予分田。因此,能相安共处,并因此吸引了很多地主豪绅的青年子弟参加革命。
3、除东兰县外,其他地区,只将有反革命行为的地方恶霸予以处死外,没有采取屠杀地主豪绅的政策。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仅取消了地主豪绅在农村中把持乡政的特殊地位,与重租高利的剥削。并没有消灭地主豪绅阶级敌人,或其家属;所以右江苏区的豪绅地主,仍能自食其力,安居乐业。他们对共产党,没有深切的仇恨观念。
4、所有被俘的右江各县政府机关的职员与各县县长,均未加以屠杀,且任其自由离去。其中也有少数愿意参加红军工作者亦予收容,如养利县长陈叔度及其兄陈伯度兄弟两人,均参加红七军工作。
5、取得了苗、瑶、侗、僮各民族的合作,完全打破了民族歧视的观念。红七军中也有不少的各民族官兵。我们为了争取各民族的团结合作,曾在平马举行过一次各民族联合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除汉、苗、瑶、侗、僮五个民族外,还有回、伶、犁及安南等民族。各参加的民族,男男女女,都盛装到会;情形异常热闹,在融洽的气氛中进行。我们的政工人员,对于他们的招待,特别周到,而且热情,使他们得到从所未有的尊荣。
当时曾有一位苗族代表,感动地说:“我们苗人没有梦想到汉人会这样热烈的招待我们!以前我们不仅不能见到汉人的大官,或和汉人官吏一起食饭喝酒,就是乡长都难得见呢!”他说话的时候,竟流下泪来!我们对他们宣扬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使到会的都深受感动!
6、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洽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的设置,专负责部队政工之推行,及发动群众工作。所以红七军的党、政、军、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发生,甚至没有逃兵、
7、苏区与白区,有时虽因战争交通受阻,影响运输;但战争结束后,马上恢复交通。一切商业上的来往,物资的交流,都不曾受到阻滞。如云南贵州的烟土,仍通过百色运往南宁出口;右江大量的牛皮、山货,照常输出。苏区所需的西药布匹和食盐等,也没有中断。向安南购买军用品如望远镜、西药等军需物资,都可平安运入。所以我们在右江一年的时间,人民并不感到困扰。
8、红七军的卫生设备,由于经济较充裕,中西药及仪器的购买都容易。因自己本身有医药,地方上的中西医生,也很乐意服务,加上官兵的体格强健,营养充足,在医药环境上说,还没有发生困难。
9、对宗教问题,我们始终依照既定政策,实行信教自由,在广西苏区内,僧侣、基督、天主等教,仍任其自由传道。他们也常常帮助红军,如平马教堂经常帮助红军救伤医疗工作。
我们这里与江西苏区之绝对禁止宗教活动没收宗教财产者,完全不同!这是值得特别提出的。
10、对于俘虏政策,除了吸鸦片烟的立即遣散外,其余的经过宣传教育后,由其自愿去留,去者给子旅费,留者编入队伍,视其能力来分配工作,待遇是平等的,故红七军内俘虏很多。
广西苏区这几个特点,是我参加党的工作时间所认为愉快兴奋的事。而所以有这几个特点,是因为我们在执行政策时,抱着悲天悯人的心理,人道主义的立场;或多或少渗进些改良主义的意识。但这些都为马克思主义所不能容忍!不过我是为了适应地方的特殊环境而运用的斗争政策,并非反马列主义原则上的错误,因此,我亦认为是适当的。
可是中共中央负责人,对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广西工作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一)中共中央没有把握着俞作柏在广西执政时的机会,派遣中央大员到广西去,协助俞作柏工作。适时的提出本党的主张,缓和他反对南京政府的行动,积极建立起自己的实力;及派出大批党员渗透国军十五师与五十七师,控制这两个师的实力。同时也未能领导广西地下党部,积极发展地方党的组织,使与军事渗透工作和建军工作相配合。只派了我们几个干部到广西去,担当这种艰巨的任务。由于干部缺乏,致使工作发生困难和阻延。这种错误的产生,是党中央对俞作柏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只采取一时利用的决策。且特别注意向他筹钱,甚至俞作柏失败逃到香港,仍不断的向他索钱!由三二千元到一百几十元都要。但当俞作柏提议再回左右江领导军事斗争,即遭党的拒绝,这就是党对俞的不信任之佐证。其实当时俞作柏是诚意接受中共领导的。由于党中央对俞的认识不够深入,致失去一个建立实力,创造新局面的最大机会。
(二)俞作柏政权失败,对左江工作,没有配置相当的政治干部,仅由没有革命斗争经验的俞作预和史书元负责领导,当时左江军队,除了第五大队外,还有蒙志仁一个团;及省政府,特派员公署的直属部队,左江的兵力,要比右江多了一倍;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以致损失了这一个第八军的力量。
(三)右江工作,犯了保守观念的错误;只注意百色及沿江几个县的工作,没有积极向滇、黔及安南边境的那些山城小邑发展;没有积极去消灭附近县份的反动民团势力;只顾着沿江几个县的安全。倘若当时能积极肃清滇、黔及安南边境如:西隆、西林、凌云、镇边、靖西、镇都等县的少数反动民团势力,向云南、贵州两省发展,则这一苏区,决不致被桂军摧毁。
(四)我们整个的忽视了民众教育与文化运动工作。占领右江一年的长时间,没有订定普通教育的教材,没有普遍的展开成年工农的文化普及教育运动,没有出版报刊,宣传党的革命理论和政策,使我们的政策没有普遍的深入到群众中去;一般的宣传工作,也不够深入。因此,工农群众只知依赖红军,保护他们,没有使这一革命斗争成为广大工农群众本身的斗争。
以致敌军来时,群众不积极参加反抗,而让红军单独作战。
(五)在广西我们党的组织,无论在白区或苏区,都是很脆弱的。这是忽视了发展党的组织的事实表现。因为党的组织薄弱,自然党不能在广大群众中起领导作用,演成红军单纯的军事行动。
(六)右江苏维埃运动,因党的领导薄弱,政府组织又不健全;所以在右江革命斗争,没有起重大的作用,出没有引起工农群众的重视。
以上这些缺点和错误,使广西革命的工作不能迅速广泛的开展。是红七军主力在东调后的失败主因。站在党的立场来说,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至于红七军调江西集中,党指示沿途夺取城市,打硬仗,这更是中央的严重错误。当时桂系军队正在“反蒋”,绝无力量进攻右江,正是扩大广西苏区的好时机,同时贵州省的反动力量,是西南数省最脆弱的一环,要是积极充实红七军三个师的兵力,以广西右江为基地,向贵州扩展,进而夺取贵州全省政权,是有把握的。最低限度,亦可建立一个巩固的黔、桂边的广大苏区,以与江西苏区相呼应。这对于当时革命运动的作用与影响是非常重大的。但中共中央竟没有看到这一形势的重要性,却盲目的将红七军主力东调,致红七军遭到重大的损失!
当到达江西时仅剩下两个团的兵力。而广西苏区,也因红七军主力东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完全瓦解了!并且牺牲了无数的革命战士,甚至连韦拔群师长也殉职了!
在红七军离开广西之前,我们决定沿着湘桂边境通过。为了要明了沿途敌情起见,首先派出六个密探组化装行商,前往广西之怀远、融县、全县;湖南的武冈、道县一带侦察敌情。
在右江成立并奋斗了一年多的红七军(缺廿一师),于一九三零年十月下旬,离开右江基地东兰,向指定的江西苏区集中。
红军离桂的消息,已为桂军所获悉。路上不时遭到桂军的正规部队与民团的袭击,但都被红军击退。我们第一步经河池、思恩、天河,而至融县之北的古龙。
由思恩到古龙行了二天,沿途都是崎岖的山地,古木参天,沿途民居甚少;携带的粮食因无法购买补充,已经吃光了。我们到古龙时已是下午四时,古龙的民众全都逃往山中,这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我焦急万分,便亲自跑去找民众,结果只找到了一位年轻的教员,我说服了他,然后通知政治部各部队的政工人员,随同那位教员到附近山上叫民众回家。经过政工人员努力向他们解释之后,民众才陆续地返回家去。
在行军期问,我们规定是用现金购买粮食;除了著名的反动分子及大土豪,我们必须没收其财物之外,对于群众,是绝不骚扰的。因此军纪极好,民众回家后,我们便先以银元给他们,动员全体农民,整夜磨谷作米,好不容易才筹得了两天的粮食,
那天下午八时,接到密探组的报告:“长安墟内所存的被服布匹及其他物资甚多,仅有敌军一个团驻守”。这时,正值“已凉天气末寒时”的旧历十月初了;我们部队的冬服还未有解决。
而在山区行军又特别寒冷,棉衣正极需要,为了解决这个急切的问题,唯有打下长安是个最好的办法,就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来一次军事冒险!
长安是榕江边的一个墟场,又是桂黔两省的交通要道;市尘栉此,是桂北的重要商场。守军虽只有一个团兵力,但他们深沟高垒,事前早有戒备;市区的巷战工事,也构筑得很坚固。
红军两师兵力,经过一日的战斗,仅占领了长安市区西北部份,继续强攻五日,也只占领市区的一小部。那天下午三时,我正在长安东北端沙田柚园内的炮兵阵地指挥,突接密探报告:“桂军四个团自柳州开来增援长安。其先头部队一个团已到达长安的对岸,现正开始从浮桥过河,进入市区;其后续部队正源源到达中”。我即以电话报告李明瑞总指挥及张云逸军长;那时我军在连日作战中,已伤亡二百多人。李总指挥立即决定放弃原定作战计剖,向福禄转进。并即分派部队打扫战场,掩埋阵亡官兵,撤退伤患者,另由十九师派五十六团,埋伏于长安北十余里的山地,做好伏击准备,然后陆续撤退向福禄转进。敌军从长安墟所派出的一个团追击部队,遭到红军的伏击,仓皇退去,被红军俘获五十余人,算是这次战役的最后收获。此役虽不能攻下长安,达到作战目的;但我们的攻击精神和转进的部署,使桂军有所警惕;从此以后,桂军便不敢轻举妄动向我军攻击了。
评:既知敌军有强固防御设备,红军在东调途中,不应强攻;强攻不下,更不应恋战,致遭不必要之损失;惟主动撤退时,能从容不迫,打扫战场,且掩护部队能运用游击战伏击敌人,消灭其一部,使敌人知所警惕,堪称退兵之楷模。
福禄在黔桂边境,是榕江左岸的一个墟市,附近多系瑶区,该墟为瑶民贸易之所。有商店百余间,商业繁盛,是年七月间,我军由古州回师右江时,曾经过一次,并在该墟休息过一天,做了一天宣传工作,他们对红军的纪律,留下深刻的印象。此次见我军由长安撤退,回到福禄,时间虽已入夜,但全墟商民均闭门提灯,燃放爆竹,欢迎红军。不少男女居民,帮助红军伤兵换衣洗脚,送茶送饭,他们那种真诚的热情,使我们全体官兵都为之感动。
第二天,在福禄休息,商民替红军四处收购粮食(该墟存粮不多)并集中了全市所有布匹,替红军赶制冬服,仅仅一天的时间,我们在这小小的市场,准备了三天的粮食,和三百多套冬服。还有三十个重伤士兵,群众全部替我们留下来掩护疗治。在我们出发时,他们仍热烈的欢送。这种民心所向的表现,足以说明:军队纪律的严明与否,实为中国内战胜败的决定因素。
从福禄经三江、横岭,进入湖南,红军官兵的精神体力,都已恢复。连续攻克绥宁、梅口。沿途虽有小战斗,都由前卫部队十九师击退。因此士气又迅速提高了。不久,前锋便进抵武冈县境。
武冈县城,这时有地方团队千人驻守。环绕在武冈周围的据点邵阳、新宁、城步都没有国军。我们判断:即使国军从衡阳驰援,以汽车运兵,也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到达。如果我们能在这有利的时间内,夺得武冈,对我军军需的补充,有很大的帮助。由于这一鼓舞,红军以急行军向武冈突击,但固守武冈的民团,已有充份的准备,红军的突击计划,不能实现。从而重新部署围攻县城,希望发挥炮火威力,掩护步兵以云梯爬城。
武冈县在明末时,曾作为桂王的皇城;城墙坚固,高达六丈以上;守军又是沉着应战,无懈可击,致攻城战斗毫无进展。
到第三天晚上,我建议放弃攻城,以防敌军增援部队到达时,内外夹击。但李明瑞和张云逸都不同意。他们认为党中央已有沿途攻夺城市的指示,而敌人的增援部队料非五天不能到达;我军应在两天内攻下县城,再打击其增援部队。于是一面继续攻城,一面派出了一个营向宝庆之桃花坪方面游击,侦察敌情。到第五天拂晓,游击部队仓惶退回,国军部队亦跟着由东南北三面增援,向红军攻击;至此,已是前有坚城,后有强敌,只有急忙向南撤退。这一次,损失甚大。第十九师五十五团团长何子礽阵亡,官兵伤亡者有三百余人;还有两营在撤退时失了连络。以后在全县时,才有二百人归队。
评:是役以恋战之故遭受重大损失足为后戒。
武冈失败,对于红军的士气影响极大;从后跟踪的湘军,威胁着红军的安全。为了避免再打硬仗,脱离国军的追击,乃经大云山出广西。攻克全县。那时桂系军队,已攻湘失败,受了重大损失,退回柳州一带。而攻桂之滇军,仍在围攻南宁。
粤军已深入贵县、宾阳一带,截断了柳州与南宁的联系;李、白正在积极向围攻南宁的滇军进攻。桂林没有大军,我们也就安心在全县休息了三天。又添置了五百套冬服,然后由永安关入湖南,占领道县。像这样今天湖南,明天广西,后天又回到湖南的迂回曲折的转来转去,完全为了避免战斗的行动。
湘、粤、桂三省毗连的地区,都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这一带的县城,也都很偏僻、贫瘠,无法一次可以补足两个师的冬服,加以流寇式的强抢手段就地征集,则沿途经过十余个县城和市镇,早可设法补足,但这样对群众的印象太坏,而且会引致军纪废弛,无法收拾!
季节已进入深冬,风雪载途,使我们无法行军。士兵们在宿营或中途休息,及警戒哨所,都烧着柴火取暖,那种瑟缩的情状,不忍卒睹!在道县休息了两天,因为有敌情顾虑,不得已冒着雨雪前进,途中积雪敷寸,遍野皆白!由道县到江华士兵在进行途中,冻死了三十多人,冻病了的为数更多!
为了激励士气,我们在江华,动员了全体官佐,将自己多余的冬服和被褥,分配给士兵。更有些从身上脱下来,送给患病而衣薄的人,高级干部也是如此。这一来官兵间的界限完全打破,官兵间的感情更加融洽;这一种甘苦与共的做法,使全军的人上下一心,坚决的向江西苏区前进!
同时为了二百多个重伤兵的夫力无法解决,我们决定一改当时部队中“只重物质不重人”的观念,将多余的步枪和整个野战炮营的四门山炮及所有炮弹,均埋藏在一个荒山雪野中;令该营运输兵抬运伤兵。那些睡在担架床上的伤兵,看到红军首长们这样对他们的关怀,大多数都感动得哭起来了!他们声言伤愈后,誓将生命献给革命战争。故红七军在流窜的途中,虽然痛苦,但官兵间的感情,终始打成一片,绝没有逃亡和背叛的事件发生。
由于雨雪所阻,在江华休息了四天;迨雨雪停止,天气放晴,才继续行进,越过广西之桂岭,转入广东之连山。到达连县的东陂,探悉连县仅有民团驻守,为了急切解决冬服问题,便于次日进攻连县。仅有微小战斗,即占领城外市区,但连县的地方团队早有准备,顽强地固守县城;并将城外毗连城墙的房屋,喷射火油烧毁,使我们无法接近城边,此时我五十五团团长李显受重伤(何子礽死后接替)。在这种情况下,只得放弃攻城计划,再向北沿着粤湘边境,向江西前进。
因为我们和江西苏区做法不同,不反对宗教,更没摧残宗教;连县城外基督医院,收容了我们二百多个重伤的官兵。这些伟大无私的宗教传道者们,给予我们伤兵以极好的照顾,主持医院的院长,答应将红军治疗至痊愈为止;并负责运送赴香港,并向我们保证,在治疗期间的安全,绝不容许国军将他们屠杀。这样,我们才放心地将伤兵留下,向粤湘边区的梅花进发。
红七军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上旬,到达梅花镇,因长期行军与作战,伤亡损失极重。为便于指挥,适合作战要求,在梅花镇休息时,特将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十九师编为五十五团,由我兼任团长,陈漫远任政治指导员。以冯达飞任第一营营长,张翼任第二营营长,黄子荣任第三营营长,李天佑当时是连长。
二十师全部合编为五十八团,以李明瑞总指挥兼任团长,袁任远任政治指导员,原廿师师长李湛兼第一营营长,黄冕昌任第二营营长,章健任第三营营长。部署已毕,拟经乐昌出仁化,然后沿湘赣边境入赣南。
整编了的红七军,正在梅花镇准备出发的早上,忽然湖南国军的一个旅,广东国军的一个团(团长邓挥),从东北两面向红七军包围攻击。我五十五团很快的占领了梅花东面山地,五十八团占领了村外碉堡及村缘,与敌对峙,于是激烈的战斗,便在梅花镇附近展开了。这一仗,带给我以无边的痛苦与辛酸!
是我在生命史上毕生难忘的一役。
从清晨到午后二时,战斗激烈地进行着,冲锋接连着冲锋,肉搏连续着肉搏;在反复冲杀中,双方的伤亡都很大。五十八团第一营营长李湛(原廿师师长)由左翼出击敌军时,不幸阵亡!第三营营长章健亦跟着牺牲了!军心大受影响,迫得退回原阵地固守。为了扭转战场形势,我率五十五团由右翼出击。
在冲锋时,敌人阵地上一阵密集的机枪响了,我左腿已中弹,倒在地上;幸而抢救得快,迅速脱离了敌人火网。
“哎呀!师长带花了!”这震动而沉痛的消息,迅速传遍战地。李湛、章健的牺牲和我的重伤,顿使军心动摇!无法再战。
李明瑞迅即将部队脱离战塲,向南撤退,至大坪杨家集结。晚上,李明瑞、张云逸来到我床前慰问,并商讨今后的行动。我仍主张按照我原先拟定的计划,先到黄坪集结;于拂晓前在乐昌南十五里之长栘村,渡过武江,经仁化直趋江西,途中不致有多大困难。因为那里是我的故乡,与当地的人民有深厚的关系,只要说是我的部队,人民必踊跃协助征集船只渡河。他两人都同意我的见解和主张,
我这时左脚重伤,流血过多,不能随军行动,只好设法隐蔽身份,疗冶枪伤。恰好这时参加湘南革命斗争的农民二十多人,接我到大山休养,安全问题,无须顾虑。次日,我被几位湘南农民抬着,随军行至胡洞的岔路口;李明瑞、张云逸及各高级干部,均趋前与我道别!大家都含着眼泪,为革命斗争的胜利前途和各人的安全而祝福!
第七军是我创建的革命部队,今竟在中途离开战友,脱离队伍,我的内心此肉体更为痛苦!我还能再和他们在一起吗?
不断的在我的思潮中反复的疑问着!
我离开红七军后,李明瑞、张云逸率部于是晚到达预定目的地——黄坪洞,这是里有八十户人家,是一个高山的大山村,地形险要,位于乐昌之西南,距乐昌县城廿里,距我的家乡——长垑村亦廿里。一九二八年一月,我和朱德脱离范石生军后,亦曾经此入湘,群众基础极好,红七军到达时,村民闻是我的部队,均自动送米运菜,供应红军。按行军计划,原拟是在拂晓由长垑前武江西岸渡过武水东进,但他们因官兵过度疲劳,延至上午九时才抵达长垑西岸,当先头部队(五十五团第一营)到达时,即声称:是我的军队,当地船民男女五十余人,全体出动,驾舟运载红军渡江,但因先头部队渡江后,没有将电话线截断,致被当地乡公所电告乐昌县长,又适有两个团粤军驻防于县城,便立即用汽车运送军队至长垑北面,截击红军,当时红军仅有李明瑞率领之五十五团已渡过武江,遂与敌展开激战,张云逸率五十八团见战斗激烈,乃停止渡河,退回黄坪洞。
李明瑞见战况不利,且五十八团已撒回西岸,即以第一营掩护退却,照原定计划东进,是晚在仁化县之石塘村宿营,以后经仁化县城、扶溪墟、长江墟(仁化县北部),越过大庾山脉,进入江西之崇义县休息。
张云逸率领之五十八团,回抵黄坪洞后,即由农民带路,经乐昌北面九十里之罗家渡,渡过武江,沿粤湘边境,越罗霄山脉进入江西之上猷县属地区。不久,红七军两个团又再在祟义县城会合。以后经大庾、信丰。于一九三一年三月间,安全到达闽赣苏区与朱毛汇合。
红七军由百色出发时全部官兵有二万余人,到达闽赣边苏区时仅有六千人了。而且损失了很多优秀的军事干部,至为可惜!
广西苏区自红七军主力东调后,韦拔群之廿一师以东兰为根据地的右江苏区,于一九三一年一月,桂军即开始大举进攻,红军苦战了半年,卒以众寡悬殊,被桂军攻陷,除少数干部逃出外,韦拔群以下官兵全部牺牲了!至此,广西右江苏区整个瓦解了。